主持人：

阿姨您好，我是 Jimmy，那个首先想跟您请教一下还是台湾的时事。上上礼拜您有跟我们谈到蔡英文政府的策略，这次想再请教一下目前深入一点的时事问题。陆委会在四月底的时候发出一份新闻稿，说在5/1的时候要放宽香港人移民台湾的政策，但后来暂缓实施，说是要“再争取社会共识”，但有港媒报导只是把施行时间延迟两个礼拜。陆委会公布的内容包含降低技术移民的门槛，还有待满五年就可以申请定居。因为台湾中华民国的法律将港澳籍特别对待，所以港澳人士只要申请定居之后就可以拿到投票权。这个政策引起了主要是在推特上的台湾爱国者的反弹，但因为主流媒体和其他管道几乎没有讨论，所以目前讨论还很有限，也只有一位民进党立委有表达明确反对意见并投书《自由时报》上面。阿姨上一次跟我们谈到台湾深层政府和蔡英文的合作，而这个放宽港澳移民的政策最大受益人很明显是中共，美国也并没有透过任何管道发出赞成或反对这个政策，所以我们判断并不是美国在推的。想请阿姨谈一下，这个为什么蔡英文政府在这个时间点会推出放宽港澳移民的政策呢？

刘仲敬：

我只能猜测，就是原本台湾在香港的机构本来就有一些关系人，这些关系人可能有较少的、但是跟专业人士关系密切的游说团体，所以为了给他们开绿灯，或者是接受他们的影响。在官僚集团和专业人员圈里面，这些小团体的分量，比在公众和政治家圈子里的分量要大得多。对他们来说，常见的手段显然就是不干涉政策，而干涉政策的执行方式，因为他们是在委任立法的基本框架下，制定具体执行方案的人。大部分情况之下，政治家和公众都不会关心政策确定以后具体的执行方式。而怎样通过执行方式来扭曲政策，或者是达到有利于自己的效果，向来都是官僚机构的特长。

一般来说官僚机构对判断政治反应是迟钝而低能的。他们很可能并不能够准确地判断什么样的政策会引起反应——顺便说一下，肯定是大多数政策——大多数政策的执行方式是公众和政治家都不会引起任何注意的。所以，所谓的第四权就是官僚权力，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能够实现自己的目的，而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基本上没有人知道用这样或者是那样的执行方式，在实际上会给同样的大框架政策带来多么不同的结果。而官僚的这些权力，理论上是没有的，但实际上是很大的，也就是依靠这种上下其手的权利。

但是官僚系统所谓天生的软弱，就是因为他是经不住政治压力的，而且他自身是没有政治判断力的。他按自己的生活经验当中，对于什么样的做法会引起冲突，什么样的做法根本就不会引起重视，他没有判断能力。只有事后出现以后，他才能够被动的反应。同时由于被动反应的结果，基本上顶多就是白纸撤回，并不会对自身执行人员和他们自己的关系网造成任何影响，所以他们也是禁得起、为数其实非常少的失败。跟真正的政治家圈子相比，官僚集团是极少失败的。

政治家是习惯于失败的。即使是成功地掌握权力的政治家，也都知道他所做的大多数事情都是失败的。他是习惯于如何应付失败或是处理失败的；而官僚集团则是习惯于大多数情况下根本没人管他，只有极少数的情况下才会失败。这是他的心态跟政治家不同之处，也是在真正面临失败的情况下，官僚人员的反应多半显得是迟钝而荒谬的原因。迟钝而荒谬就是，像一个被惯坏的小孩子经不起挫折那样，他不懂得在遭到挫折的情况下怎样及时止损。怎样及时止损、怎样见风使舵，那是政治家的特长。官僚作为专业人员，他是习惯于觉得我说的话是对的，别人一般都是不会反驳甚至不会注意的，偶尔遇到意外的时候，他总是反应不过来。

主持人：

好的，那阿姨的意思说，官僚集团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这个政治上的后果。
刘仲敬：
[05:16]像「德雷福斯案件 」那样的事件，其实就是两者冲突的结果。为什么法国军方的官员要在政治风向很不利的情况下，一直要坚持把案件办到底，就是因为这样。如果是议会政治家的话，事情闹不大的。当事人是不是无辜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事情闹大以前把风暴平静下来。但是职业军官认为：「我们为国家牺牲很大，而且国家是离不开我们的，我们的荣誉第一重要，而且我们向来是有能力把事情办到底的」。所以他们就蛮干到底，制造出职业政治家都没办法擦屁股的局面来。这里面差别就是在于军队的领导层，跟议会和公众情绪之间的差别很大。旧贵族在军队当中占的比例，比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占的比例要大得多。1875年以后，他们在议会中极少数，在公众看来基本上是与时代脱节的人。但是在军队当中，小圈子群体当中，军队和外交官圈子当中，贵族仍然是占优势的。在他们的小圈子里面，他们感受到同温层气氛跟外界完全不一样。他们只会觉得：「为什么公众这么忘恩负义，不知好歹？我们觉得这如此如此清楚的事情，为什么你们要小题大做？抓住一点小小的瑕疵来跟我们作对？你们如果了解我们，了解全部情况，你们肯定不会这样。而且只有我们了解全部情况。」
主持人：

好的，我了解了。OK，那这样我们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北爱尔兰的状况。本周末英国举行的地方选举，这个周末的英国地方选举北爱尔兰议会中，新芬党首次成为最高得票者，得票接近三成。新芬党在议会选举中赢得足够席次，可提名他们的副主席欧尼尔（Michelle O’Neill）成为北爱的首席部长。欧尼尔想针对重新统一爱尔兰进行「健康的辩论」，但是只有在民主联盟党（DUP）同意参与政府、并派任首席副部长的情况下，北爱政府才可能组成。但民主联盟党拒绝成立权力分享政府，所以未来数月北爱政坛势将陷入僵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南方的爱尔兰共和国，新芬党在两年前全国大选，也是超越过往的两大党，拿下全国最高票接近四分之一。虽然被旧日的老对手们排除在联合政府之外，但也改变了爱尔兰政界过往两强的基本格局。对于爱尔兰的民族议题，阿姨您在2017年民族发明学9， 及2019年陈医师访谈37篇都有讨论过。相较三、五年之前，当时的局势及一般认知中，普遍认为新芬党主要在北爱较有影响，没有像现在影响这么大，目前它已经成为北爱尔兰第一大党，想请问阿姨对新芬党的再起有何解读?
刘仲敬：

其实新芬党的问题，跟社会民主党和其他类似的党是差不多的，或者类似的政治力量差不多。因为向来体制都有合法反对派和非法反对派两种，前者合法反对派是体制的一部分，非法反对派是体制外的。但是什么是合法反对派，什么非法反对派，向来都是随着具体时间地点不断变化的。例如社会民主党，其实也有一度是非法反对派，所以才会有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非常法》意思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不是一个正常的政党，而是一个照现在的话，它是一个革命政党，它不是一个反对党，而是一个革命党，我们不应该允许它参加帝国议会。最后社会民主党成长成为帝国议会最大的一个党派，但在19世纪最后十年，他仍然是一个麻疯病人党派。就是其他的资产阶级体面党派，即使是议员的人数比社会民主党要小得多，他早就入阁了。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像细川护熙那样，作为小党领导一些比他更大的大党组成联合政府。而社会民主党尽管已经变成最大的几个党之一，却长期以来不但不能主持内阁，甚至连加入内阁都办不到。换句话说，当时社会民主党的地位，跟现在的共产党和极右翼党派，被认为是纳粹党代理人的极右翼党派，处境是差不多的。另一个德国议会的麻疯病人党是中央党。中央党后来在德国、芬兰等国都变成长期的执政党。所以大家也忘记了，中央党在19世纪刚刚成立的时候，他也是一个不能入阁的党，而他不能入阁的原因跟英国天主教在拿破仑战争以前是一样的。

在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和新教的斗争是主要的死敌。从英国人的角度来讲，长老会和国教会的斗争，就体现为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斗争。长老会，大体上是最大的非国教的新教各派，也就是新教中的激进派，构成后来辉格党的主要来源。而国教徒、新教派中的保守派和体制派——就是拥护伊丽莎白建立的王国体系那一派——构成了托利党和保守派的来源。他们彼此都看不顺眼，但是还是能够轮流执政；而如果天主教徒轮流执政的话，那就等于是英国变成了法国的殖民地，爱尔兰人要骑在英国人头上，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法国大革命以前，天主教会所处的位置就跟现在共产党和纳粹党所处的位置一样，是永久性的被排斥在政治圈子以外的。即使是天主教徒的贵族和地主，不仅不能参政，而且经常还遭到冤假错案的威胁。

他们的重要代理人，包括论品级和爵位可以跟上议院贵族相比的人，经常会被无端的指控为法国间谍或者西班牙间谍，遭到一些煽动家的攻击。他们像是文革以前的黑五类那样，即使是自己的钱和势力比攻击他们的无产阶级煽动家要大的多，日子也过的舒服的多，或者像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欧的犹太人那样，自己是著名的医生或者律师，拿的钱很多、地位很好，但是像希特勒那样的一文不名的煽动家跳出来说是：「这个人是犹太人，对我们绝对不忠」的话，总是能够找出一帮怀疑犹太人的煽动家去烧他们的房子；或者用很靠不住的，像德雷福斯案件一样捕风捉影的证据去跟他们打官司，甚至是能够制造出像德雷福斯案件这样的冤狱。

不要说按照现代法治，按照以前伊丽莎白时代和中世纪法治看来也很薄弱的证据，就足以使得公众甚至陪审团相信他们是有罪的。使他们有的时候遭到冤狱，有的时候甚至在陪审团不承认他们有罪的情况之下，煽动暴民去攻击陪审团和国家政府，说：「我们现在的政府是偏袒天主教会间谍的，我们要搞民间的麦卡锡主义。即使是政府不法办他、法院不能法办他，我们要煽动暴民去烧他们的房子，把他们赶出英国。」这样的事情在英国内战时期和光荣革命以前最初100年是司空见惯。那时候的天主教徒受到的就是这种黑五类的待遇，因为他们蒙受着很可能会建立像血腥玛丽，或者是詹姆斯二世那种天主教专政，或者是为法国和西班牙做间谍，颠覆英国国家的重大嫌疑。他们是根本不可能像是其他，比如说新教徒的小教派，有5%的选票的话，虽然不能执政的话，但是建立几个小党是不成问题，进入议会是不成问题的。而天主教徒的人数尽管比它多得多，但是在议会中别想有任何的代表，只要露出参政的苗头，就会变成公众打击的目标，这就是所谓的体制外被排除者的身份。

这样的历史记忆在法国大革命以后渐渐趋于淡薄。在法国大革命以后，政治主要斗争不像在宗教改革时期那样，是天主教和新教的斗争，那时候新教徒的各派认为自己多多少少认为天主教徒是不能原谅的敌人。普鲁士跟英国一样，是新教徒建立的国家，所以它也有这方面的历史记忆。法国大革命以后，英国是最先采取开明政策，解除天主教会禁令，结果就爆发了狄更斯小说所描绘的戈登暴乱。一个议员，照现在的话说就是像德国另类选择党那样的极端派议员，觉得这是个搞煽动的大好时机。他跳出来说：「我们英国人祖先流了多少血才把我们国家从天主教的暴政当中解放出来，现在你们又要解放天主教徒，就是说，要给予天主教徒跟其他新教徒一样的平等的投票权和当选议员的权力，这样我们国家肯定要被颠覆了。」在主流派议员来看，现在的威胁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天主教不再是威胁了。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君主国跟英国现在是盟友，不再是颠覆英国的力量了。但是跟不上时代的少数议员，还是煽动伦敦同样跟他们跟不上时代的暴民，发动了伦敦的反天主教爆乱，甚至袭击议会，结果造成了现在跟川普的1月6日事件差不多的局面。主流派议员愤怒的说是：「如果不是我们议会当中自己有人里应外合的话，怎么会出现暴民包围和袭击议会的情况？」议会在被包围的情况下，无法有效地管理国家；议员在被威胁的情况下也不能正常投票，所以我们首先要通过决议，要镇压暴乱，还做出了跨党派决议，把戈登议员赶出了议会。然后这就是英国天主教斗争和新教斗争的最后一点点余波。

在以后，随着选举权的扩大，天主教议员渐渐进入了议会，变的像是正常社会的一部分了，大家也就淡忘了这些事情。但是在主要的，其实所谓淡忘指的是公众，不大了解历史的一般的公众。在根深蒂固的天主教旧世家当中，哪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过去几百年长期遭受迫害的记忆还在他们家族中留有痕迹。比如说像伊夫林.沃这样的有天主教背景的作家，在他描写的小说《旧地重游》（后来香港人好像把它拍成了一部电视剧，叫做《故园风雨后》）当中，就描绘了天主教家庭的女人跟新教家庭，或者说其实并不明确信奉任何宗教，但是背景上面跟天主教没有关系的新教男人结婚的时候，也在天主教家庭内部引起了反应，因为过去的惨痛记忆仍然在他们心目中留有痕迹。

所以俾斯麦在帝国议会，在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后，在帝国议会中间翻云覆雨的时候，也像戈登议员一样，利用了新教普鲁士过去的情绪。在他看来，帝国议会不稳定的原因主要就是两个：一个是社会民主党，一个是中央党。重要的问题，就是把这两个党赶出议会。他把社会民主党打成危险的革命家和叛乱分子，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反恐法镇压的对象，把社会民主党赶了出去。但是中央党是非常保守的党，只是一个天主教徒的党，所以他没有办法把他们说成是革命家。而且像奥地利和法国这样的大国是天主教徒，你不可能说他们都是危险的，所以他就发动了一场文化斗争。文化斗争就是新教徒保卫自己，反对天主教和平演变的文化斗争。他的理论是：「现在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斗争不再是像过去那样以暴力方式进行了，但是在文化上，比如说像巴伐利亚和普鲁士，其实都还有过去天主教会斗争新教徒的影子。普鲁士是以新教立国，在宗教改革战争当中依靠新教徒的血再建立起来的，国本在此绝对不能颠覆，所以我们要坚决抵制以中央党为代表的天主教势力。」这就是文化斗争的实质。

文化斗争是我们现在经常看到那种，比如说后来的泛日耳曼主义、泛阿拉伯主义、泛伊斯兰主义这样的主义当中的一种，就是以文化斗争为幌子，骨子里面是搞政治斗争。理论上是攻击天主教徒的历史污点，实际上是要打击势力强大的中央党，把它变成污名化，变成一个麻疯病人党，变成一个各小党不能跟他结盟的党派，变成后来的意大利共产党那样的。意大利共产党最多的时候占据议会三分之一的选票，有很多中间派的小党永远拿不到三分之一的选票。按照议会政治常规，它至少是可以作为参政党，建立联合政府。但是冷战时期的常规就是，别的小党，哪怕只有20个议席，进入联合政府没有任何问题，分几个部长都是小事，甚至有时候还能当总理。共产党就算是有200个议席，任何人只要敢提共产党参政，大街上就会贴满布达佩斯的街头挂路灯的照片、苏联坦克停在布达佩斯的街头、古巴爱国者面对着卡斯特罗的行刑队，提醒公众说是：「 绝对不能让共产党回过来，共产党来了以后，意大利的北约身份就要保不住，意大利将会爆发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军事政变。 」各种谣言到处飞，没有任何人敢请他们入阁。

但是冷战结束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共产党的主流派对这样长期被排斥的日子，早已过不下去，他们就把共产党改名为左翼民主党。而共产党当中比较坚持原则的少数派，重新建立一个重建共产党。同时苏联的威胁已经消失以后，再加上原有的主流派政府因为米兰检察官发动反腐运动而声名狼藉，于是左翼民主党终于做到了他们在冷战时期的祖先—共产党—做不到的事情。而且公众都已经忘记，左翼民主党其实是前共产党人组成的，于是他们终于成功的入阁了。尽管左翼民主党其实得到的选票和议席，其实比过去共产党得到的还要少，因为它已经分裂了，但是这个已经变弱的党，按照议会政治常规应该是变弱的党，在政治上反而变强了。因为现在意大利人不再害怕苏联坦克，所以反共的说辞也就不再引起公众的恐怖。同时共产党内部的主流派长期渴望进入体制的心情很迫切，他们愿意放弃共产主义，结果他们就由麻疯病人党变成了多党制之下的正常党派之一。最初的时候还是有人拿过去的反共说辞来说它，但是在左翼民主党已经好几次入阁，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以后，这样的说辞渐渐丧失吸引力。

俾斯麦对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排斥也是这样子，他过不了多久，在自己还没有死的情况下，他的麻疯病人政策就维持不下去。最后议会的大多数党派都解除了社会民主党的禁令和中央党的禁令。但是这两个党真的能够得到主流政党地位，还是第一次大战以后。可以说中央党、社会民主党入阁，甚至组阁，在政坛上变成主流党，得到英国天主教徒那样的地位，是1914年以后的事情。在英国，则是1789年以后的事情。德国的政治发展要晚一些。

新芬党、诸如此类党派，被排斥的麻疯病人政治势力，在世界上都是很多的。新芬党和爱尔兰共和军在英国的地位，就是相当于这样的被排斥的党。因为它在19世纪，议会政治基础已经确立以后，采取了现在称之为恐怖主义的手段，就是到处扔炸弹，在并非军事设施的公共场所扔炸弹，使平民的生命有可能造成威胁，所以被主流派的党派认为是危险的恐怖分子。当时爱尔兰主流党派是支持辉格党人的爱尔兰自治党，像帕内尔 那样的爱尔兰自治党。爱尔兰自治党跟新芬党的关系，就有点像是1917年以后的布尔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

社会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都主张社会主义。他们的差别不在于理论上的差别，而在于实际上社会民主党走议会道路，已经等于说是被议会制度统战了，变成一个选举党和参政党；而共产党坚持要搞暴力革命。同时社会民主党基本上是本国的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采取了列宁所谓的反对国际主义的沙文主义政策。也就是说法国的社会党支持法国军队，德国社会党支持德国军队，俄国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支持俄国军队，而没有采取列宁所提倡的那种失败主义，大家一起反对本国政府闹革命的措施。而共产党呢，则反对本国政府超过反对外敌。外国的共产党，苏联以外的共产党就是苏联的第五纵队，服从第三国际，不服从本国政府。他们在本国政府跟苏联发生战争的时候，就像中国共产党和大多数共产党，是站在武装保卫苏联那一边，和平时期为苏联的外交利益从事颠覆活动，而不维护本国利益。这两点区别使得各国的共产党是麻疯病人党，而社会民主党是正常参政党，虽然它也有可能下台。

帕内尔的爱尔兰自治党就是当时的正常参政党，他的主张跟新芬党其实没有什么不同，他的主张就是首先获得爱尔兰自治，最后实现爱尔兰独立。但是问题不在于你是不是主张独立，而是你在搞独立时采取什么手段。如果你采取议会手段的话，那你是可以参政的。在托利党和辉格党两党相持不下的情况之下，爱尔兰自治党或者它的继承党的几十张选票有的时候是能够决定胜负的。他们的处境就像是现在加泰罗尼亚的独派一样，他们可以用它这种选票来推翻托利党政府使辉格党上台，他们的政策一般是偏向辉格党，但是他们参加政府是没有问题的。新芬党也是主张爱尔兰独立，但是他们的看法是：「爱尔兰公众的大部分是改良主义者，他们是因循苟且的。他们又想要爱尔兰独立，又不高兴对大英帝国采取暴力，这是什么？你们是既要…又要…」

我们要注意，爱尔兰共和军当中的知识分子，比起爱尔兰自治派要多得多。爱尔兰自治派是一个松散的，照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土豪联盟，因为他要在议会中获得胜利，所以它就要网罗各种力量，特别是各地的爱尔兰天主教地主和天主教神父组成的精英阶级。因为在比较偏远的农村，本地最土豪的人物是什么？就是本地地主和宗教人士。这些人当然是罗马天主教徒。尽管他们跟北爱尔兰的新教徒也有仇，但是这个仇恨没有严重到他们愿意使用暴力的地步，而且他们自己作为地主和神职人员，在社会上属于既得利益阶级。知识分子不一样，他们在社会上没有固定的地位。所以你可以看出，在19世纪，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比较少，共产党反而比较多。共产党几乎是一个纯知识分子和恐怖分子的党，而社会民主党则是一个以工会领袖为主的党。工会领袖是什么？是一个二等土豪。他的地位没有资产阶级土豪高，但是他也有他的既得利益。他自己工会往往也有投资，作为投资者，他自己也是个小资本家。同时他自己工会不能够承受发生革命，或者是本工厂倒台的后果。他要的是在本工厂内部从资本家那方面得到更多利益，而不是要把工厂搞垮或者把国家搞垮。所以工会领袖做法一般是土豪式的，是要斗争，也要改良；而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做法基本上是破坏性的彻底革命。爱尔兰自治派和爱尔兰共和军差别就是这样的。爱尔兰共和军是使用武力的，有理论的知识分子；爱尔兰自治党则是理论不太健全，经常搞妥协，跟土豪在一起，大多数时候被土豪控制的一个土豪党。所以他们尽管最终目的都是爱尔兰独立，却变成了一个是合法的体面的体制党，一个是非法的被政府镇压、在全世界各地流亡的恐怖主义、恐怖分子党。

新芬党要想成功，就需要制造冲突，在冲突当中使得政府采取镇压措施，使得原本保持中立的大多数公众转而反对政府，所以才会有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1916年复活节起义其实是极少数激进份子干的事情，他们袭击邮局这样的民用机构，也杀了一些无辜者，导致英国军队，当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有理由害怕德国像以前的西班牙和法国一样，利用爱尔兰问题来颠覆英国，导致英国军队进行镇压。最初起义的时候，爱尔兰天主教徒几乎没有人支持，其实是极少数激进份子的事情。当时其实爱尔兰自治法已经公布，在战后就要实行，大多数公众愿意慢慢来。而且议会当中拥护爱尔兰独立的政党是有议席的，他们并不觉得革命有什么迫切性。但是英国军队大举镇压以后，公众舆论就开始反过来反对英国。就是尽管最初起事的积极分子并不得到公众的欢心，但是英国军队的镇压措施也得不到公众的欢心。英国政府害怕事态扩大以后，就跟爱尔兰独立运动当中的温和派达成协议，产生了我们现在知道的爱尔兰共和国，也就是一个和平独立协议，把天主教徒占多数的各郡建立一个爱尔兰共和国，加快了原有的从自治到独立的进程，从而暂时解决了爱尔兰问题的大部分。

对于大多数爱尔兰天主教徒来讲的话，这事情已经足够满意了，因为把北爱尔兰的新教徒加入到他们的共和国当中，对他们来说是件令人头疼的事情。就像当时参加此事的丘吉尔觉得，把爱尔兰留在英国，对英国是件令人头疼的事情一样。因为爱尔兰议员在英国两党政治当中，他们只关心爱尔兰问题，对英国的两党政策完全不关心。而他们投票的方向完全看两党哪一个党对爱尔兰问题同情更多而决定，对于议会政治的常规来说是个扰乱。议会政治应该是根据英国本身的政策来进行投票。而由于爱尔兰党的加入的话，他们完全不关心英国本身有什么政策，只关心谁支持爱尔兰尽快独立，谁反对爱尔兰尽快独立。结果使原有政策斗争变得混乱了，还不如让你赶紧退出。

但是如果北爱尔兰留在爱尔兰内部，那么爱尔兰共和国就很难作为一个民主国家而存在。因为北爱尔兰的新教徒在爱尔兰共和国内部，也会发生同样的作用。所以在当时谈判当中，爱尔兰人急着把北爱尔兰踢出去，英国人也急着把爱尔兰人踢出去。双方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北爱尔兰和南爱尔兰的边界问题，以及在战争时期爱尔兰东部港口的安全问题。但是北爱尔兰内部其实也是有三分之一天主教徒的，当时大家只能解决主要问题，把这个三分之一天主教徒作为次要问题踢在一边，抓大放小，先把主要问题解决再说。因此爱尔兰共和军没有随着爱尔兰共和国的成立而销声匿迹。尽管爱尔兰共和国的主流政党和英国主流政党，都认为爱尔兰共和军是离经叛道的恐怖分子，但他们还能够继续存在。南爱尔兰的极端派，他们自己尽管不想跟英国人开战，但是他们仍然对北爱尔兰处在被排斥地位的天主教徒抱有同情心，因此愿意以资金和庇护所支持爱尔兰共和军。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少数派当中的激进派，也就是他们当中的极端派，也愿意支持爱尔兰共和军。北爱尔兰天主教徒当中的多数派和温和派是社会民主工党，它采取的政策也是一个参政政策，就是承认英国和爱尔兰的和平协议，但是通过议会选举的方式，使爱尔兰天主教徒能够参政。

结果北爱尔兰的、合法这边的政治局势就是：新教徒方面的统一党和天主教徒方面的社会民主工党两大政党，执政党是占多数的新教徒建立的统一党。后来新教徒的统一党由于政策的机会主义派和原教旨主义派的分歧，一分为二，分成了统一党和民主统一党两个政党。这里面统一就指的是北爱尔兰（也就是阿尔斯特）和英国统一，而不是指跟南爱尔兰统一。结果北爱尔兰的议会主要由统一党、民主统一党和社会民主工党三个党派组成。只要统一党和民主统一党能够合作的话，那么他们控制政权是没有问题的，社会民主工党基本上没有执政的希望。或者即使是达成默契，就是说某一个党赢得胜利，另一个党愿意做政府外的支持，那么他也可以组织单独的政府，不需要社会民主工党支持。

因此几十年以来，北爱尔兰阿尔斯特的议会长期以来是由民主统一党和统一党两个新教政党主办的；天主教徒的社会民主工党是属于体面反对派，基本上没有希望执政，但是可以通过议会机制的常规，作为长期存在而且受人尊重的反对派，从政府当中捞到一些政策让步。而新芬党和爱尔兰共和军，仍然是受英国政府和世界各国排斥的恐怖分子。但是因为他们的存在，经常会杀一杀警察，搞一搞爆炸事件之类的，给正常社会构成了扰乱。因此，最终为了彻底解决爱尔兰问题，各方斡旋的结果——包括爱尔兰移民很多的国家，像美国、澳洲这些国家都是爱尔兰移民很多的国家，经常是爱尔兰共和军的重要筹款渠道。因为海外爱尔兰人觉得他们是由于被英国人迫害，像美国新教徒一样才背井离乡的，否则在家里过得好好的，去移什么民。而他们在海外混得很好，经常变成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总理之类的，拜登其实也是出于这个移民团体。所以他们尽管自己不会去跟英国作战，但他们愿意保护爱尔兰共和军，或者给爱尔兰共和军捐款。在冷战结束以后，等于说是很多地方的旧的冲突已经趋于结束的情况下，通过他们的影响，大家都觉得爱尔兰问题时间太长，应该解决——通过他们的影响，可以迫使爱尔兰共和军放下武器。

因为爱尔兰共和军是不害怕英国政府的镇压的。他一直受到英国政府的镇压，顶多抓一些我们的人进监狱就是。我们反正也是总有一部分人要进监狱，但是你总不可能把我们全部抓住。只要我们没有被抓住的那些人能够得到稳定的筹款和人员，我们能够有钱有兵的话，我们虽然不能够胜利，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继续骚扰你，让你不得安宁。所以和平的关键在于：要使为爱尔兰共和军提供金钱和人员的那些社区出面来斡旋，迫使他放下武器。这些社区就包括南北爱尔兰的同情极端派的社区，以及海外的爱尔兰社区，特别是势力强大的美国爱尔兰社区。如果他们出来斡旋、施加影响，如果你们不迫使爱尔兰共和军接受和平的话，我们就要放弃对你们的支持。这样的话，爱尔兰共和军就不得不接受和解了。

和解的要害并不是要在北爱尔兰实行民主，北爱尔兰是早已实行民主了，而是要爱尔兰共和军解除武装，换取英国当局对爱尔兰共和军成员的大赦。比如说，他们以前杀害警察的罪行都可以既往不咎；原有的爱尔兰共和军可以放弃秘密身份和地下斗争，公开参加北爱尔兰的议会选举。同样，在北爱尔兰解除新芬党的禁令以后，南爱尔兰（也就是爱尔兰共和国）也可以相应的解除新芬党的禁令，因为原先新芬党在南北爱尔兰都是被禁止的。

对于新芬党来说，放弃武装斗争，使它的成员能够得到安全，就像过去马来人民军的成员，在冷战结束以后，共产主义已经没有希望以后，也接受了马来西亚政府的大赦，恢复到他们自己老家过正常生活了。但是对于留下来参政，作为一个小党存在的新芬党就有一个重大问题，他们就像是意大利的左翼民主党，丧失了自己的纲领。现在他们的纲领是什么呢？原先的纲领就是：「不管天主教多数派同意不同意，我们都要对英国发动暴力革命，打倒那些温和妥协的机会主义分子。」现在他们已经提不出这样的纲领，而且在天主教社区只占北爱尔兰三分之一的情况之下，他们也没有办法说：「我们把北爱尔兰弄出来独立，实现南北爱尔兰统一」以后，对这些人怎么办？首先是南爱尔兰的爱尔兰共和国并不支持吞并北爱尔兰计划，这跟爱尔兰加入欧盟、跟英美维持友好关系的国家政策是相互矛盾的。其次就是，如果不搞波斯尼亚那种种族清洗的话，北爱尔兰的新教徒社区不可能同意这样的纲领，所以原有的政治纲领变成失去意义了。在正常情况之下，这样的党派很容易在合法化以后，因为失去纲领从政治上消失，其实英国人打的原先也是这个主意。

但是这时全球化的危机开始了。全球化的危机造成的效果是：原有的在共识政治之下，虽然彼此之间互为反对党，但是能够维持体面的主流派政党开始丧失人心。大家还是感到，选社会民主党当权，还是选基督教民主党当权，也只不过是增加 0.5% 的税和减少 0.5% 的税，对于基本的大政方针，对于现在冷战结束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不能提出有效的解决。比如说叙利亚难民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旧的所谓的执政党和反对党的立场基本一致，所以选举实属儿戏。如果你想解决欧洲的穆斯林难民问题，那么你投票支持反对党或者执政党是没有意义的。反对党和执政党是一个鼻孔出气的，他们提出的方法就是因循苟且。

因此对现有局面不满意的人就去投极端派的党，比如说投刚刚出现的另类选择党的票，另类选择党就主张严厉地对待穆斯林移民。在英国导致了像法拉奇这样的脱欧党在政治上的声势突然增大；在苏格兰导致苏格兰民族党的势力暴增，挤走了原先的工党势力；在美国导致了茶党的出现和川普主义的出现，改变了两党政治原有的逻辑。德国原来没有这样的体制外的党，于是就爆发出来一个声势陡涨的另类选择党。在苏格兰，原先势力很小，是很边缘的苏格兰民族党，一下子上升到可以组阁的地步。法拉奇这样的人原来也是极其边缘的人，一下子变得可以收割到地方选举三分之一的选票，使得保守党和工党的两大党感到非常震惊的地步。川普和茶党使共和党的建制派和民主党人都感到极为震惊。

而南北爱尔兰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原先就有一个被体制外排斥的党，就是新芬党。所以在美国支持川普、在英格兰支持法拉奇、在苏格兰支持苏格兰民族党、在德国支持另类选择党的体制外势力，觉得体制内各党派根本不愿意听他们的声音，需要体制外党进来搅局的人，他们的选票一下就落在新芬党的头上。于是新芬党在南北爱尔兰的势力都陡增，但是这个陡增的势力，并不是来自于原来的反英支持爱尔兰独立，或者在爱尔兰独立以后，支持南北爱尔兰统一的旧势力，而是来自于反对全球化的新势力。

因为爱尔兰的特点是什么？它哪怕在独立以后，仍然是一个天主教保守派垄断社会的势力。就是说，大多数人，他们的唯一教师就是本地的天主教神父，用天主教的教义和天主教的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是什么？就是不要接受现代生活方式的诱惑，女人不能离婚、不能堕胎。这样自然导致了大家庭生很多孩子，而爱尔兰经济上长期落后。爱尔兰加入欧盟以后，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现代生活方式和城市生活方式破坏和动摇了原有的天主教社会。离婚变得合法了，避孕和堕胎变得司空见惯了，爱尔兰人变得跟美国爱尔兰人和全世界的现代城市居民没有区别了，生育率急剧下降，金融业和现代企业进入爱尔兰，使得爱尔兰经济飞速发展，迅速达到了欧盟的平均水平。但是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比如说难民问题、移民问题，爱尔兰人作为欧洲的落后者，比起德国、英国这样先进者更加敌视海外移民。他们对北非、西亚来的穆斯林移民和现在到爱尔兰的乌克兰移民都非常愤怒。

但是主流的几个政党的基本政策就是：「加入欧盟、繁荣爱尔兰经济、改变爱尔兰几百年的落后面貌，是我们各党派的共识，为此付出一点小小的代价是完全值得的。」他们根本不愿意倾听受到全球化影响的人民的声音。因此，美国的锈带工人感到：「富兰克林罗斯福已经死了，克林顿的民主党不再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政党了，全球化把我们美国工人的工作送给了中国人和印度人。谁也不愿意听我们的话，我们投票给共和党和投票给民主党是毫无区别的。因此我们要么根本不参加投票，要么川普来了，只有川普是我们的人，我们投票支持川普。」这些人在爱尔兰，他们就有一个现成的党派。主流派各党派只看到全球化的好处。他们当然有好处了，政治家有很多好处，退了休以后还可以到欧盟去当大官、吃鱼子酱、到处旅行，金融家发了大财，都柏林的房地产嗖嗖嗖一天到晚上涨，中产阶级说：「好的很，好的很，我们买的房子又升值了，我们爱尔兰人终于可以像英国人和德国人一样富裕了。」谁考虑过我们这些全球化牺牲者的利益？我们需要有自己代理人，只有跟他们同样被主流派遗弃的新芬党可以现成地充当代理人。于是21世纪的新芬党扮演了一个跟20世纪和19世纪不同的角色，他及时地抓住了这个角色，他现在是爱尔兰最主要的反全球化势力。他收割了反全球化势力被主流政党忽视和抛弃的这部分选民的选票。

但是，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变成过主流政党，而且获得参政的资格也不过是最近的事情，所以他现在的局面就像是俾斯麦时代的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个党获得比如说大概25%的选票，那么原有的主流政党肯定会跟他成立联合政府的。但是现在，过去的老牌执政党跳出来说是：「我跟别人成联合政府都没问题，就是跟新芬党成立联合政府有问题。」新芬党虽然得到了最多的选票，但是他是永远也不可能获得压倒多数的选票，就是说不能获得超过50%以上的选票和议席，因此它是只能够成立联合政府的。欧洲各国普遍实行议会制，你不需要获得超过50%的选票，只要在议会中成为第一大党，自然而然就会有无数小党跑过来。比如像德国自由民主党这种，没有单独执政希望的小党，过来说：「我们执行联合政府吧，如果德国外交部长的职位给我们，我们可以给你成立联合政府，这样你不就有足够的选票，获得过半选票吗？」但是19世纪的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一度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和第二大党，但是他们却没有人愿意跟他成立联合政府，就是由于俾斯麦搞的排斥。当然俾斯麦搞的排斥不是从天而降的，也是长期残酷的宗教改革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以后的革命斗争造成的历史记忆引起的。

对于北爱尔兰的新教徒社区来讲的话，过去长期宗教战争的残酷记忆也是非常深刻的，跟天主教徒的记忆也同样深刻。天主教徒的记忆是什么？就是新教徒为主的政府获得政权、政权稳定以后，对他们实施长期的歧视和压迫，尤其是著名的爱尔兰大饥荒。爱尔兰没有土豆吃，多少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像乔伊斯的著名小说《尤利西斯》当中，它里面描绘爱尔兰人在二十世纪还念念不忘地说：「如果没有英国统治和爱尔兰大饥荒，爱尔兰就不是只有几百万人口，而是有几千万人口了。我们像圣经中的以色列人那样，有我们失去的几个族，这几个族消失了，他们跑到哪里去了？这都是英国人的错。」而新教徒方面呢，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在爱尔兰天主教徒支持法国和詹姆斯二世复辟战争的时候，对于英国人来说，爱尔兰人是站在詹姆斯二世复辟专制统治这方面的，英国的自由民主全都靠打败法国人和詹姆斯二世，这是英国历史的生死关头。法国军队和爱尔兰军队包围了新教徒效忠于光荣革命和奥兰治威廉亲王的利默里克城，城里面的清教徒几乎要饿死，最后威廉王终于解围的时候，城里面的人一个个都是皮包骨头摇摇欲坠。利默里克的围困和解围是北爱尔兰新教徒的痛苦和光荣，他们世世代代在利默里克解围的那一天举行庆祝活动，放焰火和烟花。

同一个历史事件对于两个族群来说是截然不同的。对于新教徒来说，这是保卫光荣革命的成果、保卫自由民主和宗教自由，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英国将要被法国和天主教徒的绝对君主制统治，我们都将丧失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而且尤其是我们的人差一点被你们活活饿死。在这一天，北爱尔兰的新教居民就要点燃烟花，用酒精清洗街道，所有的孩子们都要上街来玩。但是对于天主教徒来讲——这是台湾人能够理解，这就是国民党军队占领台湾的同一天，这是我们的耻辱——詹姆斯二世对于你们来说是压迫自由民主的专制君主、消灭宗教自由的万恶罪魁，但对于我们来讲，是爱尔兰人在法国和英国天主教徒的支持下翻身的唯一机会。我们尽管由于日本帝国的战败变成了下等人，你们庆祝宗教自由的节日，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获得胜利、世界免于纳粹统治的伟大节日，就是爱尔兰人遭到奴役、天主教徒变成下等人被排斥在政治体制外的开始。而且尤其是在21世纪，全世界其它各地的新教徒、天主教徒早已忘记了自己的纠纷，在五月花号和清教徒建立的美国，最高法院里面全是天主教徒，而你们北爱尔兰的新教徒还要用酒精和烟花，来纪念你们的胜利和我们的失败。你们的光荣就是我们的耻辱，因此我们仍然像过去一样老死不相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