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阿姨早安。我是剿匪学院，今天想请教您的问题是：自从苏联解体以来，这些俄罗斯寡头就成为了国内最有权势的人物。不过在乌克兰战争进入胶着以后，最近寡头跟他的家属经常传出莫名其妙身亡的消息，巧合的是，这些寡头很多还跟俄罗斯的天然气产业有关，而且他们的死法通常是先残杀妻儿之后再自尽。这种奇怪的自杀方式频频发生，引起了外界的关注，有一些专家推测俄罗斯寡头接连的惨死，可能是普京想要清洗他的核心圈子。与此同时，美国及盟国们也在成立多边工作小组，携手冻结俄罗斯寡头的资产，作为乌克兰的战争赔款。美国财政部说，美国已经有一份50人的优先制裁名单。现在俄罗斯寡头们仿佛全世界已经无处容身，就是不管是普京也好，还是西方也好，似乎都准备拿他们开刀。但是相对来说，好像美国只是要他们的钱，但是普京可能是既要他们的钱，还要杀他们全家。我们知道前苏联在新经济政策的时期，有所谓的耐普曼阶层（NEPmen ），他们类似于匪区所谓改革开放以后下海的这些企业家。但是耐普曼阶层后来都被斯大林给清洗掉了。他们在匪区的同类，例如像是王思聪，他是前中国首富王健林之子，以及像柳传志家族，最近都有类似的传闻。这里想请教一下，您觉得他们的下场是不是会跟耐普曼阶层一样？但是如果他们跑路的话，似乎西方国家也不见得会放过他们。未来如果贵匪发起了太平洋战争，跑路海外的华人是不是也一样会被美国扣押资产作为战争赔款？那么对于这些俄罗斯寡头或者是匪区的改革开放企业家来说，他们还有什么路可以选吗？

刘仲敬：

这里面有一个阶级出身的问题。就是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耐普曼，一般来说是富农阶级——就是说他们并不是出身于布尔什维克干部子弟，只不过腐败了一些——通常自己也是出身于农民，或者是在沙皇时代阶级地位不太高、没有资格玩政治的那些人。这些人他们在1917年以前是不属于任何党派的，如果他们真要投票的话，很可能会支持民粹主义者，而不是支持布尔什维克。而内战以后，布尔什维克突然变成了唯一执政党，大规模扩大干部队伍，招收了很多照列宁看来是阶级路线很有问题、但又不得不招收的人。所以这些人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跟老布尔什维克，就是经常流亡西欧的老恐怖分子比起来的话，立场是不坚定的，很容易被腐蚀。是他们跟耐普曼结成了官商联盟，制造了新经济政策持续地繁荣。

但是，这样也就直接损害了体制内人口的利益。体制内人口依靠配给制，在内战时期，四分之三的粮食和烟叶都供应红军。如果没有参加红军和党政干部集团的话，你是很难得到一张配给卡的。搞不到配给卡的话，你还是很有可能饿死的。像卢那察尔斯基，当时他的发挥作用就是，他作为红色教育部长能够从列宁那里搞到配给卡，他认为有必要保护的知识分子，就给他发配给卡。比如说曼德尔施塔姆到圣彼得堡的时候，大家都对他说，你首先赶紧找卢那察尔斯基，因为他找得到配给卡，要不然你自己偷偷买一个鸡蛋就要被枪毙了。当然得不到那卢那察尔斯基保护的知识分子就或者被枪毙了，或者被流放了。因此就有所谓的哲人船事件，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

新经济政策以后，由于耐普曼、农村富农这些人恰好就是图哈切夫斯基的堂伯父枪毙的那些农民，因为他们想把自己的粮食和鸡蛋留下来，在黑市上卖个好价钱，而不肯无偿的交给红军。所以列宁就像他对切尔诺夫所保证那样：你们不给，我们就来抢，我们派军队来抢，看你怎么办。战争结束以后，新经济政策就是让这些人可以在黑市中买自己的东西，从而发财，产生一批新的小商人。这些小商人跟过去沙皇时代，跟贵族和大资本家，以及外国买办资本联系在一起的资产阶级不一样，他们是吴满有。吴满有的意思就是说，在毛泽东到陕北以前，他是贫下中农。所以这样的人发了财，跟过去的跟北洋军阀什么井岳秀之类的有联系的老地主、老士绅，跟过去大清国官绅有联系的那些士绅不一样，他在政治上危险性不那么大。因为他是一个纯粹的土包子，没有见识，只想发点财，他也会把布尔什维克政权看成是跟以前所有政权没什么区别的政权来接受，没有什么警惕性。所以尽管他也是资产阶级，它是一个羽翼未丰、没有政治能力的资产阶级。跟以前的老地主老资产阶级是从事过政治、有政治敏感性、有政治代理人，比如说有北洋军阀或者是十月党人做政治代理人那些危险分子是不一样的。搞掉那些危险分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利用这些不太危险的、比较天真的新资产阶级，就是耐普曼。

新资产阶级当然是依靠腐败来维持生存的，但他们腐败的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核心部分。他们制造出来的局势，使得配给卡变得不值钱了。配给卡是给你发些面包、烟叶之类的必需品。市场经济就导致了双轨制。后来写《狗心》的小说家布尔加科夫当时是记者，就在他报道中描述过这样的现象：同样的东西，配给制基本上是一文钱也不花的，到市场经济那里能卖出几百倍的高价，拿国家吃国家粮的根本买不起。比如说你是个红军老战士，转业以后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干部，你发现即使在国家经济好转的情况之下，你一年的工资到那些耐普曼经常出没的舞厅里面去，两个小时就花光了。他买这东西，随便一天晚上吃喝的酒水是你半年的粮草。你顿时就觉得这事情十分不公平，为什么这些家伙这么发财，而我们这么穷困？我们要注意这个阶级斗争的心理，是后来历次政治运动的关键所在。

例如1949年以后，就有两种人口，一种是旧制度之下的自由职业者，医生、律师、知识分子之类的，他们是自己维持自己开支的，但是他们名义上的收入是很高的。第二就是周恩来那种党政干部、陈毅那种人。陈毅到上海以后就酸溜溜地说是：「我们这些苦大兵才拿几个钱呀，哪像你们这样几十万几十万拿钱。」对方反击他说：「是呀，可是你们共产党吃饭、住房什么都是配给，你们拿到的钱当零花钱用，我们可是自己买房子，这一切开支是归自己的呀。」双方都觉得自己吃了亏，所以最终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新经济政策造成的结果也就是这个样子。最后新经济政策发了财以后，那些耐普曼和新资产阶级全部遭到清算，而跟他们有联系的腐败干部在布尔什维克体制中还处在极其边缘地位上，也在大清洗当中全军覆没了。这里面关键就是，掌握着权力核心的红军和布尔什维克老干部，基本上没有卷入新经济政策产生出来的这批红色资本家。而这些红色资本家因为他们出身是富农的缘故，他们经营的多半是消费经济。所以他们比较像是80年代的个体户之类的，从事的是抓大放小、放掉的小。国家要抓的大事是什么？首先就是跟国家安全有关系、军工产业相关的附属产业，其次就是能够赚到宝贵外汇和核心原材料的那些东西。一般的什么什么做面粉的、诸如此类的开餐饮这些小的，不太重要的地方，资本主义尾巴暂时不割也不要紧，或者说割了以后再让你再长一长也不要紧。反正你手里面没有兵，也闹不出什么大事情，也控制不了什么命脉，也控制不了比如说铁路、军工之类的命脉。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经济改革以后产生出来的寡头，不像是80年代的个体户或者是耐普曼式资本家，而像是同样在90年代国企改制，和尤其重要的是，白区党经略海外中产生出来的权贵资本家。这个权贵资本家什么意思？他们来自于布尔什维克的核心干部，就是以切尔诺梅尔金和库奇马为代表的寡头统治集团。 那个寡头集团产生于苏联共产党的核心干部，包括几个重要集团，例如：国家计委、有色金属企业部、共青团诸如此类的。对呀，不是说是胡锦涛他们是团派嘛，苏联也是有他们的团派的。团派干部在新寡头当中占有一个重要地位。当然各工业部、纪委的人也占ㄧ个部位。他们跟耐普曼时期的腐败干部不一样，那些腐败干部就是刚刚入党才几年，从事什么市场管理委员会，或者说莫斯科缝纫机托拉斯联合会的小干部，那是无足轻重的。这些人是真正的红色干部，是自己人。比如说团派就是预定接班人，虽然他们还没有能够推出他们自己的胡锦涛，但是他们自己的精英人物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已经有继承人的资格了。

叶利钦改革的初衷是什么？就是把国有资产以证券的形式发给所有人民，然后按照他的设想，早期叶利钦和他周围的盖达尔、丘拜斯这些人的思想就是：人民当中会涌现出像20年代新经济政策那样，来自于富农阶级，就是人民当中比较渴望发财的那个阶级，产生一个分散的人民资产阶级。但是八九十年代俄罗斯社会形势已经不同于20年代的苏联。20年代的苏联，上层资产阶级刚被收割，但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还在，所以下层人民中还能够涌现出新的耐普曼。八九十年代的苏联，人民已经习惯于体制内生活，比较有冒险精神的人已经没有了，比较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已经没有了。所以人民按照流行的传说，他们把他们的分到那一份国有资产的证券卖了换伏特加喝。

当然不一定换伏特加喝，但是总之这些证券很快就积累在有能力经营大企业的极少数人当中。这极少数人大多数都是高级党政干部，像别列佐夫斯基那些人、或者像诺里尔斯克 的老板、或者像是现在变得非常著名的马里乌波尔的亚速钢铁厂的老板，他们都是原来的经理。原来当经理是有特供的，按照你的级别给你特供，到什么级别给你什么级别的轿车，什么级别的别墅。但是私有化以后，你就由经理变成老板，你拿到的也是叶利钦发给的那种值不了多少钱的证券，但是只有你才了解那些，哈耶克所谓的那种地方性知识。

一般的俄罗斯人民他拿着这个证券说：「我现在是亚速钢厂的股东，我去经营一下。」他经营不来，他也没那个耐心去经营，他按照当时市场能够卖到的最高价格，给自己换一笔钱就行了。因此，正如正如科斯所描述的那样：「最初的所有者是谁不重要，经过若干次市场交易以后，财产会自动地倾向于有经营能力那一小撮人手中集中。」于是过了几年，不到十年时间，新的资本家阶级就产生了，新的资本家阶级和过去的红色经理阶级、和党政干部阶级高度重合，他们形成新的寡头集团。新的寡头集团的产生和严重的通货膨胀，改变了社会结构，使得叶利钦政权初期的民主派失去了权势。使得盖达尔下台，切尔诺梅尔金上台，权力向寡头手中转移。

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人民按照比如说，照苏联时代或者八十年代的工资标准，给你一个月400块钱工资，这是很高的工资。你觉得这个工资很高，为什么？因为你将来是要福利分房的，就算现在还没福利分房，将来要福利分房，你是公费医保的，你拿了这笔钱是当零花钱用的，而且物价就这个水平，你觉得这笔钱很多。然后接下来，突然工会的一切福利都没有了，或者是形同虚设了。就是说虽然有，但是需要排N久N久的队，跟没有其实没有区别。排了N久的队以后，拿到的东西其实也是质量很差，有和没有没啥区别，实际上等于已经没有了。好用的、能用的东西是什么呢？你到过去是叫黑市，现在合法了叫利伯维尔场，但是价格好贵好贵，弄来的竞投品。麦当劳在美国是廉价食品，在俄罗斯这边成了身份的象征。

40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到麦当劳来只够吃三天。你突然发现你由社会中坚、中产阶级甚至上中层阶级，沦为过去你瞧不起那些亚美尼亚投机倒把份子、黑市小混混瞧不起的穷光蛋。于是你痛恨叶利钦总统和民主派，但是这并没有什么用处，现在没有人给你包分配了，你的儿子到哪里去就业呢？没办法，还是凭老关系，我过去认识亚速钢铁厂的副经理，现在他变成了副总了，变成一个寡头集团，他的企业经营的还不错，在他的企业里面捞一个职务，企业会给他发冬季的燃料，平时给他发各种食品之类的东西，日子还过得去。而国家负责养活的军队、教师和公务员，一个月还是过去的400卢布，穷的叮当响；而这些私人企业家却可以，或者用实物补贴方式来补贴他们的员工，或者可以随行就市涨他们的工资。

于是，工作提供者和他们的关系网变得非常重要。现在不是以前那种只要有城市户口就给你包分配一个工作，只有工作好与工作坏，你没啥门路的话可以得到坏工作，但是每天的酸黄瓜和黑面包，国家是保证会给你的，所谓的腐败就是这一点。然后现在你可能会真的失业，或者说在国家的清水衙门——MD我堂堂一个检察官，像肖金一样的检察官，随时可以把你们抓进监狱，至少可以制造一个假案让你身败名裂。呜呜呜，我一个月拿1800卢布。乖乖，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那些拿400卢布的普通干部，看我有如天上。现在1800卢布不够我吃一个星期的麦当劳。我会干什么？我难道想不出办法来寻租吗？

于是，能够把权力变现的一些部门，例如公检法部门，变成了比普通企业家和普通人民更坏的阶级。我们要注意这个跟美国相反的。美国的观念就是：同是司法系统的人员，无论是律师还是检察官之类的人物，他的道德标准要比一般的企业家更高才行。这就是为什么关于亨特拜登的案件里面是有问题的原因，因为他这个案件的操纵者其实是在利用美国人民，习惯讲，因为美国人民跟大多数人民一样他是不熟悉外国情况的。他条件反射想到，某某政治家的儿子跟某某检察官发生冲突，我肯定要认为这个政治家可能有腐败问题，而检察官一般来说是比较清廉的。但是在俄国、苏联这个情况恐怕恰好相反，你只凭某人是旧红色干部系检察官这一点，就可以断定他是比普通企业家坏得多的人。如果亨特在乌克兰跟肖金发生冲突的话，十之八九肖金是更坏的一方。

就好像是克莱武和黑斯廷斯，如果在印度跟印度王公和商人发生冲突的话，那么英国人应该是比较廉洁的一方。但是很可能他在印度干的事情，尽管在印度人看来是比较廉洁的，回到英国来，在爱德蒙伯克和英国贵族看来已经是比较腐败了。所以亨特在乌克兰干的事情，很可能按照美国标准已经是很腐败了，但是毫无疑问，他在乌克兰会是比较廉洁的一方。而且他是代表改革势力和亲美势力，是对乌克兰旧腐败势力实行清洗的一方。然后他在美国国内反对派为了搞他爸爸，用肖金提出的话来攻击他，目的就是为了在美国人民当中造成一个错误印象，以为肖金这样的红色检察官会跟美国检察官一样，代表比企业家更好的道德品质，其实它是恰好相反的。这样就会在美国国内舆论场中造成一个不公正的影响，这就是亨特拜登事件那些操纵舆论的手法。你很难让普通人民了解，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社会和乌克兰社会的腐败状态。你没有亲身体会过的人，单纯是极少数的报纸报道你是不会清楚的。而你根据美国社会经验形成的刻板印象是轻易改不了的。这样你就能够在舆论斗争中获得某种优势。

好，这是另外一回事。总之，新的红色寡头来自于比过去的耐普曼集团，更接近于权力核心的阶级，所以他们的地位也更巩固些。叶利钦政权后期，叶利钦放弃了站不住脚的民主派，改走暴力式沙皇的路线，以沙皇慈父的方式，一面利用寡头，一面利用人民希望抑制寡头过于强大的势力，像过去的沙皇抑制强者保护弱者。沙皇号称是小爸爸；叶卡捷琳娜女皇、安娜女皇也好，就是小母亲，就代表了贫困可怜无助的俄罗斯人民，希望皇帝为他们做主，为他们抑制豪强的愿望。现在只有国家才能够平衡寡头势力，因此国家必须扩大自己的力量。

所以叶利钦政权可以分三期：第一期是民主派的政权；第二期是跟寡头合作的政权，就是从盖达尔政权到切尔诺梅尔金政权；第三期是国家抑制寡头政权，这就是叶利钦和斯捷帕申和普京的政权。盖达尔政权代表民主派政权；切尔诺梅尔金政权代表寡头政权；斯捷帕申和普京政权代表国家制裁寡头、平衡寡头政权。然后叶利钦政权就移交给普京政权。其实，普京政权的主要特征和发展方向，在叶利钦政权的晚期已经很明显了。普京政权和叶利钦政权并没有明显区别，在社会上是一个联系在一起的整体。国家有什么力量才能够抑制寡头呢？国家能够剩下的力量就只有专政机器了。所以斯捷帕申和普京都是原来克格勃的人。他们跟叶利钦政权第一期的民主派人士是截然对立的。但是叶利钦只有依靠这些人，才能够治得住切尔诺梅尔金时代产生出来的那些寡头。

在中国，那就是在共产党没有垮台的情况下推行私有化。因此，连形式上的，按照科斯经济学所描述的那种，经过几次交易以后、财富才集中到经营者手里不同，它直接是通过内幕交易、划拨，甚至通过国家安全指派的方式，白区党一般是这样的，交给了陈云所说的「我们最信得过的子弟」。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由于经验的缘故—像俄罗斯那样由于经验的缘故，比别人更懂得经营企业——而是无论如何，他们就是我们的子弟。像王思聪就是，王建林可是红军老干部，任正非则是赤裸裸的匪谍。我们要注意，王建林的出身比任正非要高。任正非只是复员军人。复员军人像雷锋同志一样，它是一个贫下中农靠近组织的机会。如果你做的比较好的话，比如说肯把自己老婆都献出去，养老干部的孩子——任正非很可能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他几个孩子都不同姓。这对于经常从事地下工作的周恩来同志他们，这是很自然的。但任正非这么做的话就可能别有原因，就可能有借种怀胎，诸如此类的事情在里面了。那么你就可以加入这个集团了，因为你的党性接受了考验了，去从事白区的工作。

白区工作的实质是间谍工作，企业经营能力并不重要。当然间谍是很容易背叛的，拿着白区党的钱到了加州后，就把这钱据为己有，这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事情。派出去的人都是事先经过甄别，是最可靠的人。然后又经过各种思想政治教育，但是最后还是把钱给吞没了，主要是这种干法太容易了。就是因为你从事地下工作，国家的钱往往要由你私人的名义去存、去经营，这样才会不露痕迹，不会引起美国方面的调查，也不会触犯那些在后冷战时期往往还在生效的、冷战时期针对共产党国家的限制法律。如果你是私人的钱就没这个问题了。以前蒋介石不是也这么干过？他在香港以宋子文、宋美龄他们，总之是以他自己私人亲戚名义，以私人名义存钱，其实是国民政府或者国民党的钱。用这些钱买军火，从香港运来交给国军使用。孙中山他们闹革命的时候，当然更是公私不分的。只是论规模来讲的话，比白区党要少得多。因此这笔钱既然他私人名义存，那么他如果要黑吃黑一下的话，你除了派人去暗杀或者绑架他以外，你他妈的真没有什么办法。但是在某一个历史时期，比如说，在苏联刚刚解体，邓小平还活着那个时期，共产党基本上是被吓破了胆，他不敢暗杀任何人。上级明确地指示他不要做任何开罪美国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时期就把钱给私吞了的话，党和国家真的拿你没有办法，这样事情是很多很多的。

白区党尤其要求可靠的人；但是红区的资本家，比较重要的、有战略目的的，也要靠自己的人。其实没有战略目的的，为了收买、赎买政策、分赃、减少政策方可能反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老干部给你捣乱，给他的子弟自己人，安排一些美差肥缺之类的，这些因素都在里面。也就是说，政治因素和腐败的因素加在一起，制造了90年代改革开放的红色寡头阶级。这个阶级论出身跟叶利钦时代的寡头阶级基本相同，它们都是红色干部的核心成员，不是边缘或者外围成员。而且因为没有经过形式上公平的私有化程序的缘故，所以他们的集中程度比起俄罗斯来说的话，实际上是更大的。然后在21世纪，中国进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同时国内推行进一步经济改革以后，主办改革开放的，基本上就是这个集团。

90年代以后，思想界的分化也跟这有关。在八十年代支持改革开放，等于是你在支持没有背景的平民子弟、打工子弟，通过自己努力发财；在90年以后，说同样的话术的话，支持市场经济，很可能就是在支持白区党的匪谍工作和中华民族的崛起。同样的话术代表着不同的阶级背景。

当然寡头形成以后，他们会有自己的政治代理人。例如过去受中央国家计委和各部委管的，比如说亚速钢铁厂这样的集团，现在计委已经不存在了，它提供了地方上主要的工作，它自然就会变成地方上的一霸。他要么自己组织一个政党，要么地方上小党会主动跟他靠拢，跟他形成政治联盟，因为它会形成地方寡头。最后等到普力马科夫担任总理的时候，俄罗斯和乌克兰各州大多数州长的职位和州议会，实际上已经掌握在寡头集团的政治代理人手里面。

后来的统一俄罗斯党，其实也是包含了或者说是统战了这些寡头政党，是宫廷集团和地方寡头集团混合起来的一个统战集团。以内部圈定的方式，比如说，我给鞑靼斯坦共和国的总统多少多少名额，然后跟远东某某州的州长多少多少名额，给圣彼得堡多少多少名额，给莫斯科多少多少名额，以这种方式内部圈定产生出来的一个分赃集团。这个集团支持普京在2000年当上了总统，然后在普京继续推行叶利钦晚年已经开始的，以国家机关的力量平衡寡头政策的扩张，他又得罪了一些人，对这些人进行重点清算。他依赖的主要力量就是克格勃，所以这些侵犯清算往往是通过交通事故或者暗杀之类的手段进行的。他能够控制军队，能够控制其他的地方，也是通过一个缩小范围的斯大林手段。因为这是他唯一的资本，他不得不利用。但他使用起来是个别打击，不存在斯大林时代那种打击一大片的局面，也不存在苏联时代那种影响全民的手段。对于可怜的人民来说的话，沙皇和寡头之间斗争跟他们是没关系的。双方都不会打到他们头上来，他们就渐渐退出了整个政治斗争当中。同时新沙皇的打击，跟红色沙皇斯大林不一样，他只做个别打击，而不做阶级性的打击。大家都知道他打击某某人，只是因为这个人跟他作对，或者让他看不顺眼的缘故，他不会去打击其他人。而这个人换掉以后，他也会尊重他们的阶级利益，选择差不多的人来接替他的位置。这就是普京时代俄罗斯政治运作的基本逻辑。

寡头统治造成了一个结果就是，俄罗斯只能实施名义上的市场经济。意思就是说，俄罗斯不能像强势沙皇和苏联那样，把资源集中到国家机构上。这就是谢尔久科夫 军改最后变成现在这个头重脚轻局面的关键所在。必须按照自由主义的要求，去缩小国家机关和国家负担。因此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变成了空架子，但是战争需要的是集中资源。因此寡头支持的普京政权，和普京政权为了维护大俄罗斯帝国和人民的希望而进行的战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如果不能从寡头手里面收回一些资源的话，那么俄罗斯不能够实现战争动员，不能够实现生产动员。俄罗斯需要以巨额的国家订货来支持前线，需要生产的协调，但是为此需要的巨大开支，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它是筹集不起来的。所以他必须召集像是军事工业委员会这样的内部会议，进行内部整合。内部整合就需要清理掉一些不听话的、或者不合作的人。同时俄罗斯寡头内部，依靠对欧贸易形成的亲欧派势力是非常强大的。所以其中有一部分，比如说诺里尔斯克集团，依靠伦敦金融界，始终是反对乌克兰战争的。而他们反对乌克兰战争，他就有能力运用他的财力，比如说，像以前别列佐夫斯基跟普京闹翻那样，在伦敦或者海外制造出一个反对派集团甚至是军事集团，这样会造成政权的安全隐患。

所以，为了这个目的，普京也需要对寡头集团进行整肃。因为俄罗斯未来的去向和战争的前途基本上都要取决于寡头集团的动向。寡头集团如果出于自私把普京政权拖垮了以后，自己也是没好日子过的。普京政权倒台以后，俄罗斯四分五裂，他们落到军阀手里面，日子绝不会好过。他们依靠苏联时期的路径依赖得到权力，在波兰和乌克兰遭到颜色革命的冲击、遭到除垢法的打击，等于是遭到了革命以后的二次革命和清算。这是他们反对俄罗斯走西方道路、维护普京帝国的原因。他们必须维持俄罗斯帝国的结构，才能避免遭到颜色革命和二次清算。但是如果维持大俄罗斯帝国，又必然会引起战争，战争又要求沙皇实行斯大林式清算。

结果，他们等于处在一个自相矛盾的状态：要么走颜色革命时期的被清算道路，要么走沙皇集权的被清算道路。但是，所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都是要吃你的肉，为什么？因为国家的肉都在、都长在你身上了。要民主化，就要首先以打倒前共产党人的名义，把你们的肉割下来分给人民，这就是所谓的除垢法或者是颜色革命了。如果要抵抗西方，那你就必须重建大俄罗斯帝国，集中起资源来抵抗西方，那么就需要有强势的沙皇来割你的肉，用你的肉来充实国家的力量，国家才有能力保护你和人民。

所以寡头统治在俄罗斯总是不稳定的，要么就会引起伊万雷帝这样的强势君主出来集中资源抵抗西方；要么就会引起国家的崩溃，两者必居其一，寡头统治总是长不了的。普京当然是想走前一条路，他手下的克格勃干部当然也是希望走沙皇集权的道路。但是寡头不愿意，但寡头不愿意也是没有出路的。替代普京的唯一另一条道路是颜色革命。搞了颜色革命以后，你的财产同样也是保不住。所以他们的处境就像崇祯年间的达官贵人一样，崇祯皇帝要出钱，他们不高兴给，但是李自成来了之后，岂不是还是照样让他们出钱？他们没有办法，只能够软拖硬抗。而普京能不能够迅速把他们手里面的资源搞出来，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因为他眼看手里面的子弹都要打光了。到目前为止，他采取的做法还是零零星星地搞一点点，这点钱还是不够用的。他始终不愿意或者是不能够，多半是基本盘实力还是在这里，他不能够对寡头阶级进行阶级性的整体清理、集中资源。

所谓阶级性整体清理，就是要么像颜色革命，也就是亨特拜登和波兰总统都参与过的那些颜色革命一样，也就是像格鲁吉亚萨卡什维利政权 搞的那样，连派出所的警察都被扫地出门，从天然气公司总经理到派出所警察，全体扫地出门。相对于叶利钦时代和1989年、1990年的和平演变，这个才是真正的革命。和平演变只不过换了个总统而已，共产党留下的干部和企业家继续掌握他们原有的资源。颜色革命才是真正可以跟土改和三反五反相比的反向的清洗，把共产党形成的既得利益阶级全部扫地出门。只有这样，才能够稳固民主化改革以后的新局面。否则的话，民主化产生的新政府肯定会变成陈水扁政府，被深层国家拖垮。换句话说，你在控制浅层国家的20年以后，需要发动针对深层国家的革命，这个革命以颜色革命或者是除垢法的名义展开。政治在骨子里面仍然是、永远都是争夺资源的斗争。

我们可以设想，愿意脱离普京政权，因为普京政权对他的压迫而宁愿选择颜色革命的人肯定是少数人，他们可以会像是沙皇时期的莫洛佐夫家族一样，支持颠覆性政党或者颠覆性势力，准备下注压普京政权反正都是要倒台，跟着他也不会有好日子过，在普京政权倒台以后，我们可以利用这期间积累下的政治资本，在将来的新时代大展宏图一下下。普京需要防止的就是这种危险。

现在双方的阵容都已经出现了。普京政权虽然采取的是分阶段一点点吃的做法，在军事上是极其愚蠢的，但是普京在军事上显然是外行，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做法都是：你如果需要这些资源，你一次性地把资源全部投入，就能取得较好效果。一次投入一点，看着不行再投入一点，结果把你的资源全都耗光也没有效果。所以战争爆发的情况下，就应该采取一次性动员的情况，把所有的资产，无论抵抗有多大，把所有的资产都动员在国家当局手里面。今天搞几个人，明天搞几个人，零零星星挤牙膏式地挤出一点点来，对国家没有帮助，会促成国家崩溃。但是普京好像现在就在走这条路，走这条路的结果就是会使一小部分寡头可能觉得押普京政权倒台会更有利一些。大多数寡头和大多数人一样是因循守旧的，因循守旧的结果就是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西方的资产被没收，在国内的资产迟早无论是以哪种名义，最终羊毛出在羊身上，都会为战争需求而牺牲，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就像丘吉尔所说的那样，被鳄鱼一口一口吃掉，可能不像被一下子全部吃掉那样感觉疼。大多数习惯于苟且的人，还是会选择一口一口被慢慢吃掉的道路，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西方国家采取的做法其实是希腊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一贯采取的做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上海工部局都把本地的德国人全都监视居住或者放入集中营了；汉口的德国租界也被没收；甚至德国人的私人财产都被没收了。他们只带着船票和极少数个人资产（就是随身用品）离开，留在汉口的工厂企业也都是全部被没收的。过去的全球化时代，以及俄罗斯资源生产者的寡头集团跟欧洲人的合作关系，和跟欧洲生产者的技术合作，和跟伦敦金融界的金融合作，使他们习惯于两栖生活：在伦敦个人生活，在意大利买游艇， 把俄罗斯的企业和工作人员当作沙皇时代在巴黎生活、只在俄罗斯留一个管家收租的那些大地主的那种生活方式。只不过较之沙皇时代的大地主，现在的资产主要不是土地和粮食，而是重要的工业原材料、镍矿之类的东西。

而这些寡头企业，它们的内部的管理方式仍然是粗放式和苏联式的。寡头经济学存在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保证这个系统中的所有人都能够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生活。就像是19世纪农奴制，其实并不像是西方自由派想象的那样，是符合地主利益而不符合农奴利益的，其实不是，它是同时符合地主和农奴双重利益的。双方都很害怕西方的生活方式和西方人搞的一些科学种植之类的东西，会使得他们没有饭碗。他们是相互保护，相互依存。农奴制使他们可以在俄罗斯皇帝的保护之下，在俄罗斯融入西方的时代维持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被西方恶意的批评家称之为农奴制。但是在农奴看来，地主更像是像今天的寡头一样，是保护他们不会像西方工人一样失业的一个保护层。

当然，这种经营方式按照现代管理学来讲是没效率、落后的，所以它也是分层次的。典型的说就是，什么样的地方适合于寡头经济学呢？就是粗放型的、开采矿业的，那些技术上比较简单、比较像黑奴种植园的那些地方。技术上越简单，对管理层的要求就越低，你就越可以依靠关系和习惯的生活方式进行统治。例如19世纪俄罗斯庄园是是粗放式耕作的，大片大片的土地，像美国一个州那样的土地，生产出来的粮食是非常可怜的，但是考虑到人口很少，所以大家还是有些盈余。如果交给法国或者是德国的科学农业家来种植的话，产量可以提高几十倍。但是这样的话，原有的那些农奴会比原来的地主更没法承受这样的改变，他们掌握不了这样的先进技术的。在他们看来，要是俄罗斯的农业进行革命，那就需要像叶卡捷琳娜这样：让精通技术和管理的德国农民来取代他们。这样怎么能行呢？我们是宁愿要农奴制，地主老爷是最好最好的了，地主老爷是我们的父亲，像沙皇是我们的父亲一样。他保护我们免受这些万恶的德国技术的侵害，这些德国技术是，啊，欧洲无神论者和犹太人发明出来的，跟我们神圣俄罗斯的意识形态绝对不相容。我们搞那些技术，就会背离上帝。相信东正教上帝的人绝对不能搞那些。其实背后的机制整个就是这一套。

技术比较先进、或者竞争比较激烈的行业不能搞这一套，他们会产生出像冈察洛夫小说《悬崖》所描述的那种亲欧派企业家——勤俭、敏感，关心西方的技术进步，懂点外语，随时关心西方的市场动态，还想把产品卖到芬兰去那种新兴企业家。这种新兴企业家跟普京政权的关系是很糟糕的，跟就像《悬崖》时代那种企业家跟沙皇政府的关系很糟糕一样。在他们看来，寡头企业家是依靠关系搞西门庆经济学，并没有经营企业的能力，而且脱离了国家经济，像这样俄罗斯只会跟西方的差距越拉越大。但是考虑到，如果你按照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话，那么就是，比如按照科斯意见的话，不要着急，市场经济会发生自然淘汰作用。从体制出来的官僚资本家，第一代人还能挺得住，第二代、第三代在利伯维尔场竞争的状况下，他们会慢慢亏本，慢慢淘汰，慢慢滚蛋的，最后俄罗斯终归会像西方一样。

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他忽视了世界的阶级结构，就是中心和边缘的依附结构。俄罗斯是处在边缘地带，它的比较优势在哪里？出口矿产，出口小麦。苏联解体最好的结果之一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又变成小麦出口国了，要不然全世界早就在1990年就闹饥荒了。我们经常忘记在苏联时代，在沙皇时代是世界最大出口国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一年要进口四分之一粮食，连自己都养不活。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粮食养活了中东的大批人口。粮食、还有镍矿、还有各种各样的矿砂之类的东西，有很多只有俄罗斯才有，或者俄罗斯才有大批生产的矿砂，这是俄罗斯最大的比较优势。

我们要问什么叫做全球化发挥比较优势？发挥比较优势就是说哪一方面最容易赚钱，我们就专门发展哪一方面。这样赚钱赚的不太多，或者不赚钱的话，我们就不发展。我们用赚钱这方面挣下来的钱再买那些东西，买那些我们不擅长的方面。这样大家分工合作，每个人都干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效率不是更好了吗？如果我自己给自己看病，自己给自己做衣服，自己给自己做饭，那我哪一行都搞不好，我日子一定过不好。如果我专门给别人去当医生，然后用当医生赚到的钱去从面包师那里去买面包，那么岂不是我和面包师都发财了吗？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但是这个理论中间一个小小的 Bug，就是他描绘的医生和面包师是在处在同一个阶级地位上的。而国际分工导致了不同的阶级地位。

我们要问，中国的比较优势在哪里？农民工，中国农民工之贱也是天下无敌的。你不要说西方国家发财，再发财的国家，再有钱的国家，总有一些事情是傻逼都能干的。难道说是做裤子和鞋子，中国农民工、孟加拉国农民工、越南农民工和美国人会有任何区别呢？没有的，所以中国农民工会排挤到美国的缝纫工人。美国缝纫工人在1920年代还是很大产业，现在已经 Nothing 等于零。现在唯一存在的竞争就是埃塞俄比亚人和孟加拉国人和越南人和排挤中国农民工的竞争，美国人再也不会去从事这方面的行业了。

中国人喜欢这样吗？No，一点也不喜欢。我们希望我们的每一个农民工的儿子都会变成大学毕业生，他们都能够为了我们制造出原子弹和中子弹来，但是这涉及ㄧ个比较优势的问题。我们这些自己培养出的技术人员，就算是花了国家资源可能造出来的东西，至少在最初20年还是不如美国人造出来的东西，在市场上是毫无竞争力。你只能说是20年不够，50年也许会够，50年不够，100年也许会够。Anyway，就是说是我出一句空话，20年以后我们可以解放台湾，现在先给我打钱，让我到台湾去花天酒地住上20年。20年以后我再来向你汇报说，其实我本来已经干成，但是是因为陈水扁太坏了，可不可以再给我20年，再给我打一笔钱？这样一次又一次搞下去没完没了，大家都会受不了的。但是同时在20年之内，可怜巴巴的农民工已经给你出口裤子，换来了很多朱镕基热爱的波音飞机。一方面给你们带来的就是：台湾早晚会解放，中华民族早晚会崛起的空话，同时花了你很多钱；另一方面是一个钱也不用你花，还给你带了很多波音飞机和很多好处。领导又不是傻逼，就算他是傻逼，他至少也涉及到政绩竞争的影响呀，我的政绩总得比别人政绩要好一点才对呀。

因此，发挥比较优势，结果就是什么？就是大学生被农民工淘汰。80年代的大学生是牛逼的不得了，以为中国全靠我了。体制尽管把他们当成宝贝来哄着，但他们还是不满意，于是他们高喊「民主万岁，自由万岁，干部年轻化万岁。老逼统统滚蛋，邓小平滚蛋，你们统统滚蛋，你们太老了，请把未来交给我们，我们以民主的名义统一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把他们杀了一批。然后，但是杀了一批并不解决问题，真正解决问题的是铁一样的市场经济证明，大学生制造出来的导弹毫无竞争力，而农民工卖出的茶叶蛋很有竞争力。帝国主义市场很欢迎农民工的茶叶蛋，大学生制造出来的导弹，坦桑尼亚人都不要。于是大学生的地位，连同他们的所有意识形态都像是抛物线的后半段一样嗖嗖滑坡。于是造成了我们今天都看到的这个局面。

俄罗斯的民主派也经历了类似滑坡，只不过俄罗斯的人还是很贵的。俄罗斯人至少是士兵，没有农民工那么贱，但是俄罗斯人也发现，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在欧洲没有任何竞争力。索尔仁尼琴虽然遭了迫害，他在苏联境内也俨然是个大人物。他到了美国以后，发现他屁也不是，美国人捧了他一两下以后，然后他就会发现他的地位跟非洲跑来的难民知识分子是没有任何区别的。美国人养活他，就跟养着从被非洲食人魔王迫害的部落知识分子一个样子。而他自己的伟大理想是做全世界的国师，指点俄罗斯人是不够的，还要指点指点美国人和西方人。然后他发现在美国完全没有听众，他愤怒地开始发现了资本主义的邪恶，他发现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一样坏的，只有伟大的东正教才是好的。总有一天，最后等到他年纪已经大了，再也没有机会重新选择的时候，跳出一个普京来说：「让我们纪念一下可怜的沙皇吧，列宁那些乱臣贼子搞垮了俄罗斯帝国，我很伤心呀。」他顿时就感激淋漓，开始拥抱普京了。知识分子的故事就是这样子。

可怜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在中国和越南显得他是牛逼不可一世，在欧洲人面前就跟傻逼一样毫无竞争力。在民主化时期，他们像八九年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以为未来是他们的天下，但是他们错了。未来是西方金融家和俄罗斯矿业生产者的天下。俄罗斯生产出来矿砂是有前途的，俄罗斯产出来的镍矿比欧洲的镍矿品质好，而且价格低，很有竞争力。而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哪怕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欧洲也只能算二三流角色而已，Nothing。你在俄国当大学教授，在美国可以去看大门。你不要说不要，有20个俄罗斯数学家很想得到在美国看大门的职业。在美国开大门得到的钱比在俄罗斯做科学家要多三倍。正如埃及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很乐意去当导游，导游可以得到比大学教授十倍多的收入，你只需要带着西方游客让他去介绍：这里是埃及某某法老把某某大臣扔去喂鳄鱼的地方。美国女游客就发出了一声尖叫，同时从钱包里掏出一块小费。这份小费可以养一个上尉军官全家三个月。你他妈的是去做教授呢？还是做军官，还是做公务员，还是做导游呢？答案是不难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