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阿姨您好，我是剿匪学院。今天想请教的问题是最近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再一次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罪行的时候，他称中国也是普京侵略乌克兰的沉默伙伴。伯恩斯还透露，现在美国中情局已经计划要增加一倍会汉语的情报官员。那么最近在社交媒体上也有不少的海外华人开始埋怨自己因为这些战狼小粉红的言行而躺枪，特别是澳洲的华人已经在恐惧未来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可能要到集中营去。巴蜀独立会有提到过未来西方排华的原因不是各国对华人有种族歧视，而是因为海外华人特别容易受到共产党的操纵，支持中国对西方各国的颠覆活动。而甄别华人的成本又太高，于是在关键的时候不得不一刀切。所以想要避免被亲共华人拖下水最好的方法，不是去论证华人里面有很多好人或多样性，而是组织起来帮西方国家降低甄别成本。仿佛是为了应对这种未来必然发生的排华潮，于是社群网络上也发起了一些让共产党官媒频频跳脚的这个“大翻译运动”，但从目前来看似乎尚未能有效降低西方对华人的甄别成本。台湾目前也面对同样的甄别华人这种麻烦，特别是来自于香港的移民。您认为“大翻译运动”是否有起到打击贵匪跟白区党的效果呢？还有这些想跟匪区脱钩的人，在遇到现实瓶颈的时候，要如何做才可以达到更好的政治效果？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前几天俄罗斯的“莫斯科舰”已经被击沉了，那黑海舰队可以说基本覆灭，您的推文中似乎将普京集结兵力准备进攻这个顿巴斯地区比喻为明国跟后金对峙的宁锦防线，而普京仅剩的这几个建制完备的军团，仿佛会像是最后的关宁铁骑一样葬送在大凌河（大凌河之役），可否请您帮我们梳理一下这段历史，也就是普京与崇祯，还有明国与后金之战，跟俄乌战争之间的相似性？
刘仲敬：
我想就是现在搞文宣这方面的东西已经很不经济了，基本上产生不了甄别效果，政治的实质始终是武力和财政。而华人呢，基本上就是——以前所谓的华人，就是清国所谓的华人，是指闽越移民，他们是有一点点宗族组织的，有一些像是类似东南亚部落原始崇拜的庙祝、庙公之类的在主持他们的小共同体。这些小共同体在南洋面对伊斯兰教，在西方面对基督教的时候都表现出组织能力的薄弱，但是他们还算是有一些组织能力。而新中国出来的就全都是原子人了，没有任何社会关系。所以无论他们脑子里怎么想象、口头上怎么说，等到真正办事儿的时候，非需要组织不可的时候，他们就立刻感到自己的脆弱。白区党用很薄弱的力量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打散他们，或者收买他们。任何稍微成形一点的组织都很容易遭到内部破坏；而孤立无援的个人，等到他在社会上遇到各种困难的时候，稍微给他施加一点影响就可以把他拉过来，或者排斥在外。所以华人基本上从组织的角度来讲是秩序消费者和缺乏秩序生产能力的人。
因此，我们要注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主要不是关于金钱的斗争，而是关于社会组织能力的斗争。而无产阶级的主要武器就是解构，解构的主要武器就是共产党，共产党组织寻找社会弱点的时候肯定会首先从这方面下手，所以华人基本上是没有能力抵抗白区党的攻势的，但是他们的用处也是非常的少，因为他们也是孤立的个人，只能靠人海战术，人多，零零星星地偷一些，数量大，但是从质量和效果上来说，天花板是很容易被封顶的。
文宣方面的搞法，与其说是对外的，不如说是对内的，例如华人的形象诸如此类的东西，其实它跟战狼发布了什么流言之类的东西关系不是很大。虽然出于好面子的必要，营造一个光鲜的形象，这个形象当然是随时代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可能是一个次要目标，但是它基本上不影响大局。中国在西方的存在，主要的目的就是利用华人，之所以要利用华人——而俄罗斯就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俄罗斯是可以直接跟西方打交道的，它不需要这个拐棍；而中国情报机构比俄罗斯情报机构距离西方更远，主要不是因为技术性原因，而是因为中国社会相对于俄罗斯帝国来讲，处在歧视链的更低位置——所以它需要有海外华人这个自身在西方是边缘人，但是在中国就像是人上人的这个拐棍阶级为他充当中间人。而俄罗斯人自己就可以，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自己就是西方世界的边缘人，他们可以直接进去，不需要这个拐棍。
而拐棍当中，其实认真说来的话，台湾、新加坡、香港都要比沦陷区出来的华人重要一些。他们在冷战时期同属于自由世界的基本底子，融入西方的层次始终比沦陷区华人要高，所以即使人数较少，他们的情报价值实在还是要大得多。像李文和能够起到的作用，沦陷区出来的华人一个都起不到。他如果本人没有偷什么东西的话，至少是凭借他的关系网，用软关系发挥了掩护作用，而这个掩护作用可以使匪谍能够利用的准代理人或者是有用的傻瓜能够打通路线。这个作用，沦陷区出来的留学生根本起不了，他们能够做的只能是在他们自己所在的实验室弄点资料之类的东西，天花板是很低的。数量多正是为了弥补质量的不足，大量的零零散散的像是饥荒或者是蝗灾年代大量的灾民骚扰性地跑到灾区以外的地方来搞小偷小摸活动，引起的声势很大，但是偷到的值钱的东西却是很少的。
像《考克斯报告》那个时代，中国航天主要还是依靠西方技术，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这些在西方实验室和科技界工作的华人，很多是沦陷区以外出生的香港人和台湾人，替他们做掩护。而二十一世纪以后，中国航天基本上就要依靠俄罗斯的残余技术了，最近20年中国航天业基本上跟西方隔离脱钩，而中国情报机构基本上是没有反制能力的。实际上就是，别人如果要硬跟你脱钩的话，你再也没办法把人送进去。后来在川普时代，中兴、华为这些事件又闹起来了，其实这些东西按照90年代标准都算民用技术。所以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西方国家普遍都把华为当作对本国企业施加竞争压力的一个私人企业来对待，并不觉得它从事的东西有什么政治上的敏感性，这就是它能够做大的原因。
然后川普时代发生的事情就是，等于过去关于军用和民用的界限，敏感和不敏感的界限现在已经不适用了。而现在提出的，就是瘟疫时代以后，等于是弄到连医学技术这些东西都被列为可以或者是应该脱钩的敏感技术了，这在80年代和90年代还是不可想象的。这样一方面是反映了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扩大的范围越大，需要技术支持和服务的地方就越多，因此不断输入技术的开支就变成一个越来越大的无底洞，它会吞噬仅仅依靠廉价农民工挣得的利润盈餘。等于是你在低端出卖低端产品，但是为了维持生产，又必须不断进口高端产品和服务。
像华大基因在这方面是个典型，它从事的纯粹是医学方面的东西，这个东西按照八九十年代的标准是没有任何敏感可言的，有很多情况下甚至是出于人道主义，西方和日本都大量地免费赠送给中国技术。但是它采取的模式就是，首先最初在我没有摸清楚的时候，我先进口你的昂贵设备。昂贵设备是个小事儿，其实真正的大头利润在于售后服务和日后的技术支持，这个才是大头。进口设备这件事情是陈济棠以及穆罕默德阿里，当时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是这么干的，先进口一些设备，然后再逐步搞自己的东西，然后接下来就需要进口别人的技术人员、服务设施之类的东西，等于是你为了维持生产，必须不断地进口新东西，而不是一次性进口完了以后，像张之洞他们最初考虑的那样，以后完全靠自己生产，但其实不是，因为产业链是一个活动的东西。
张之洞当时在汉阳搞铁厂的时候，他以为搞起来我们自己炼出铁全完事儿了，然后就把自己的兵工厂也建立起来，就全套产业都搞起来。但实际上搞起来以后，你还需要专门的焦煤，这不是像他这样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能够想象出来的。不是什么煤都适合于炼焦煤，于是你还必须去进口英国的焦煤。或者是如果不高兴进口英国焦煤的话，你要引进相应的焦煤生产技术，然后一步步走下来，你会发现其实你需要整个西方的产业链。而把整个西方的产业链买下或者重建起来，显然是不可能或不经济的，因此你必须在某一个点上停下来。就是这几项我买回来自己产，那几项我还是从西方进口比较划算。而且你自己建的那几项数目越多，你从西方进口的东西也越多。
你在没有搞汉阳铁厂的时候，其实什么也不需要进口的。你搞了个汉阳铁厂，你就立刻发现焦煤也需要进口，这个也需要进口，那个也需要进口。妈的我拍拍脑袋，我再把焦煤生产线搞起来，于是为了维持焦煤的生产，你需要进口这个试剂那个试剂。这些试剂又是从这个实验室那个实验室出来的，然后你要再去进口这个实验室那个实验室。不得了，我还是先把科举废除掉，再搞一系列专门学堂出来，然后接下去整个推动起来，就是要搞成整体性社会革命了。经济规模扩大越大，这些进口的需求就越大，而进口成本越多。
像华大基因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好的客户，它进口的仪器狮子大开口地进口，比起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比起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加起来进口还多。你要按照这个陈济棠式的和张之洞式的计算方法，那它以后各种试剂、各种维护、各种服务业方面几十年源源不断的进口是一个天文数字，它很快就支不起来了。接下来它就想办法开始偷了，意思机器已经在我手里面，剩下的零零碎碎就开始偷，或者能仿制的仿制一部分，功能不需要完全达标，能凑合着使用就行。凑合使用很可能会使得仪器寿命减少，但是我们眼前凑合过去就行了。凑合一部分减轻一部分成本，偷一部分减轻一部分成本。所以现在华大基因是一个盗窃大户，盗窃之所以能够容忍，跟华为是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搞的不是什么军用项目，至少按照原来21世纪以前的传统观点来说，它搞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军事用途，但是以后可不一定。
而且随着经济和军事的关系日益密切，封禁的范围就日益扩大了。封禁的范围日益扩大造成的效果是什么呢？你必须用大撒网的方式派遣更多的，就是所谓的淮海战战役当中推着小推车的农民工，像是闹饥荒时期的灾民跑到别人家的麦田里面去捡麦穗一样，人多了多少可以多捡几个麦穗回来，但是这样做又会触发更多的封禁，然后必须派更多的人去捡麦穗，结果这个摊子越扩越大，越扩越大。所以最根本的办法是国产替代，就是利用捡来的麦穗作为契机，用国产的我们知道质量都比较差的那些东西来替代进口的质量比较好的东西，但是能够维持产业链不断运转。
这个过程就是什么？就是瓦房店化。瓦房店化是有很多个很多个级别的。例如殷周那种号称国之重器、大国重器的那种青铜器，在殷商殖民入侵建国以前的那个阶段 ，以及殷商中叶，就是《史记》中记载盘庚迁殷的阶段和殷商灭亡以后，一部分人马被周人纳入自己的封建体系，分封到各地；还有一部分人可能是逃亡到周人控制范围里面，江汉以南或者是其它地方；以及为周人本身和周人的各诸侯国所利用。这三个阶段就代表着三次瓦房店化，每一次都导致了技术水平的大幅度下降，而且技术水平下降的方式是各不相同的，各有其特色的。
这个详细讲起来没有必要，但是根本原因就是这个。地方性替代，尽可能用本地的原料和技工来取代原来来自西亚的老技工传统，然后导致技术水平相应衰退。同时随着统治阶级对这些技术的利用方式的不同，他们的神圣性和重要性是逐步趋于下降的。尤其在殷商灭亡的那一次，被释放出来的技术和它们的载体在使用它们的其它列国当中不再是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因此，过去通常用在祭祀上、军事上的东西，后来在周人手里面，在扬子江以南各国和关东各国经常都被用作民用的东西，用来吃饭，用来日用的东西。而用于祭祀的东西和军事的东西，则被掌握在比如说楚国、徐淮（徐淮是江苏北部徐州、宿迁、连云港一带，安徽北部淮北、宿州一带）各国和百越其它各国原有祭司阶级和军事阶级当中。而这些祭司阶级和军事阶级原有的祭祀和音乐器具，比如说像钹呀铙呀，这些跟殷人和周人原有的宗教器具，比方说周人的编钟之类的东西，都是不同系统的。所以等于说你那些技术移民团体在那没法用，所以政治地位进一步降低，随着政治地位降低，技术层次也就相应地瓦房店化，最后渐渐在历史当中消失了。
所以国产替代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它导致的后果基本上是符合“演化生态位决定一切”的历史规律的，这一历史规律仍然会发挥作用。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意味着中国留学生对于双方的价值都下降了。下降的过程当中，就是你产生的作用和好处渐渐地赶不上——现在外汇短缺，经济逐步去美元化，这个恰好就是由于留学生这些捡麦穗式的技术收集活动，支持国产替代造成的。换句话说，他们出来对国家的用处本身就是一次性的，像是《国产凌凌漆》所说的那样，手纸对国家也是有用的，但是只用一次。所以，派遣留学生，让他们消费日益减少的外汇变得没有必要，甚至得不偿失。因此，中国派遣留学生的意愿和西方接受留学生的意愿是双向降低。
结果，在20年的全球化时代当中，留在西方的这些华人，这就是新华人，他们跟大清国时代跑到哥斯达黎加或者南非的那些开矿的，或者是跑到印尼开矿、做生意、开小店的那些越人闽人不是一回事儿。他们是无根者，但是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已经留下来了。在美国还算少，在澳洲——因为美国人口甚多，而且移民团体极多，即使在亚洲人当中，华人被印度人和菲律宾人一挤就几乎是挤得看不见——澳洲澳新的印太性质非常明显，它明显是太平洋国家，它的移民集中，非常集中，所以华人在其中占了一个戏剧性的比例。
因此，澳洲的华人集团像60年代的印尼华人集团一样，地位过于突出，过于孤立，是本地社会无法消化的。他们特别容易遭到驱逐，或者是混不下去，而混不下去的一个直接原因恰好就是中美在经济方面，或者说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作为帝国主义附庸经济体系融入和升级失败。这个失败有其必然性，因为全球化经济学是冷战经济学的一个扩大延伸版，等于是一个通货膨胀，它消化大量的剩余美元，这些剩余美元动员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使得亚洲市场的地位相对被垫高了，就像是日本骑在亚洲四小龙头上，然后亚洲四小龙又骑在沦陷区的头上。然后下一步呢？沦陷区应该怎么升级？它能够找到的只有广西、缅甸农民工或者马达加斯加这种很小的地方，是支持不起一个放大版的升级的。
因此仅仅出于经济上的理由，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吴越和南粤的剩余劳动力基本消化完毕以后，所谓的雁行模式和冷战经济学的扩大升级模式，依靠美元进一步扩大形成的模式变得无以为继。无以为继的结果就是，用于增加美国军事实力和美国人民消费能力的新增美元，不再像全球化时代那样能够迅速地通过中国廉价劳动力转化为输出通货紧缩的商品，而是开始在美国和全世界到处流窜，导致供应链的混乱和物价上涨，因此导致了美国国内的政治危机，使得整个模式都无以为继了。习近平的上台和改革开放经济的结束，以及重建以生产力为本位，而非以出口外贸为本位的经济体系，是中国避免社会崩溃的唯一手段。但是这个政策本身就会导致——像中国在过去20年输出通货紧缩，对冲美元通货膨胀，维持世界经济稳定一样——它会输出供应链的混乱和输出全球经济危机。这个当然也意味着使西方国家容忍中国的主要理由从此不复存在，双方决裂是不可避免的。
而澳华，因为他们的出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华人，他们经历的是改革开放时期的生活水平上涨，而毛泽东时期的惨痛经历对他们来说是历史。他们就是秩序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奉行零年哲学——历史从1978年开始，以前的事情就像是二战以前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并不比你们差，我们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所以他们在政治上是不知分寸的，他们轻而易举会被地下党，而且已经被地下党操纵起来。然后在脱钩的过程当中，他们在澳洲的做法，差不多就是想把中国行之有效的改革开放模式输入到澳洲来，而且自豪地说，就像是以前马来华人自豪地说：“只有我们才能使你的经济高速增长，没有我们，你们原来的马来人是没有办法经济增长的。”但是这个经济增长模式会导致原有社会的失衡，会导致房地产价格高涨，会导致对穷人残酷无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导致社会关系极度紧张。这都是澳洲原有社会体系，以及穆斯林原有的社会体系不能容忍的。而他们在玩火摧毁自己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的时候，对此竟然毫无所知。而他们能够指望的仅仅是1945年蒋介石以世界列强身份之一在胜利纪念日的游行，以及中国大国崛起哇啦哇啦举行奥运会这些，纯属文宣性质极其薄弱的东西，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被他们理论上的祖国是拿来当做一次性利用的，当做临场就要折断的一支枪来利用。
他们在澳洲的，其实也在整个西方和全世界的生存机会很快就要消失了。在生存机会很快就要消失的时候，他们也会像60年代的东南亚华人一样说：这是因为你们太不先进了。如果按照我们这套改革开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做法，我们还可以继续开发你们。所以都是因为你们万恶的白左势力妨碍我们，或者万恶的白右保守派势力妨碍我们，不肯接受我们的领导。如果我们能够像在新疆那样，把你们都关进集中营之后，把你们重新教育一下，澳洲经济马上就会起来。60年代的东南亚华人是很厉害的，为什么不能把东南亚变成湖南、广西的行省，对你们实行郡县化，那样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建设起来。哎，都是因为蒋介石犯了个错误，没有趁抗战胜利的机会顺手把你们全部吃下来。”当然，有了这个想法以后，他们能够找到的合作者也就只有叶剑英同志，因此自然就被土族人利用冷战逻辑轻而易举地收拾掉了。
今天的澳洲华人，其实美国华人也是一样，他们能够选择的工具是不多的。其实如果他们不投靠白区党，不在正在来临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中投靠白区党，你说他们要有其它的办法，那真是屈指可数，因为他们是毫无战斗力可言的。尽管改革开放以后的所谓沦陷区自由主义者很瞧不起孙中山那些人，但其实他们的能耐比孙中山要差得多。孙中山他们至少能够组织一支军队，现在他们还能够组织军队吗？既然你毫无能力，唯一能够利用你的就是共产党。
这个就好像是，如果你是一些锯木屑的话，能够吃你的就是白蚁。连牛都不会吃你，只有蚂蚁会吃你，吃完你以后他再被牛吃，然后牛才会变成牛肉。人类是吃牛肉，而绝对不会去吃木头的。你们就像那些木头屑，人家没法吃你，只有共产党愿意发挥白蚁的作用把你吃掉。因此，既然你出生就是木屑，那就没有什么办法，你只能像木屑一样被吃掉。吃到一定的程度，在本地社会容不下的时候，大规模排华，以及，尽管本地社会发生大规模的排华，你好像混不下去，而且你也义正辞严说：“我要回新加坡去。你们太傻逼了，不接受我们的先进思想的领导。”但是新加坡也不会要你，所以只有中国才会要你。
而中国看中你什么？就像是对付以前的归国华侨一样，在贫下中农眼中，你他妈至少还会带一些美元回来（哪怕对你来说是零花钱）；你还会带一些技术回来，这些技术至少在比如说延安或者驻马店乡下人的眼里面，至少你没有别的本事，还可以当当英语教师什么的，还有一点点可以消化利用的价值，可以让你去支援大后方建设。就像蒋介石那个时候，大量的马来南洋华人、新加坡华人，从香港过来投奔国民党。如果广西或者重庆接收不了他们的话，他们会一转身投奔到延安去，也是出于同样的模式。当然等回来以后，他们消化不了的时候，又会一天到晚地抱怨，然后因为抱怨，又会被打成各种反革命分子被消灭掉。这些都是事先可以预见到的。
人类一旦把他们自己过去享有的待遇看成不是自己的运气——不是一个临时工临时享有的运气——而是一种基本人权，或者说是世界基本规律，谁不给他这种待遇谁就是他的敌人以后，那就基本上没有办法。这些东西是你自己有能力创造出来的吗？你可以估计一下你自己有能力创造出什么呢？但是一般人是很少会去估计这个的。大多数情况下，越是无产阶级，就越是倾向于把自己临时得到的东西看成是非有不可的。这就是为什么给无产阶级施舍也要很谨慎的原因。施舍了以后，如果你下次不给施舍的话，那你不但不会得到他的忠诚，反而会得到敌对待遇。他认为别人白给的东西跟他自己挣來的東西是没有区别的，而且这种想法是完全真诚的。因为他自己没有生产的经验，他不知道钱是从哪里来的。反正这个也是给钱，那个也是给钱，我创造的价值和我得到的钱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个关系我完全理解不了。如果我能够理解我得到的钱和我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关系，那我还会当无产阶级吗？我自己肯定有能力经营企业了，对不对？
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的话，能够了解你得到的东西和你创造的东西之间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你实际上就是已经有能力自己创造秩序，不可能是安心去消费别人提供的秩序。所以，一开始就是以秩序无产阶级方式引进这些人，在解雇的时候，或者说是在被淘汰的时候，是很麻烦的。能够承担这个使命的人，也就不会是上等人，而会是跟他自己阶级地位比较接近的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众民主的20世纪会出现共产党的原因，它不会出现在原始部落时代或者封建时代。
我们仔细考虑一下共产党消灭掉的这些人。如果按照民小的观点来说，显然共产党太坏了，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坏的。以前的暴君杀几个人，杀几百个人，就被所有的历史学家谴责得不得了。共产党杀了这么多人还不得了了，它还什么事情也没有。但是我们考虑它消灭的是什么人？它消灭丁玲那些人，或者是消灭掉王实味这些人，这些人留在国统区是干什么呢？除了闹革命、做煽动家以外，他们还能干什么？它消灭了马来华人和印尼华人，这些人在东南亚除了制造红色高棉以外，还能制造什么？斯大林消灭了我们敬爱的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季诺维也夫除了在荷兰和墨西哥搞恐怖活动以外，他还能干什么？
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就是说是，布尔什维克之所以上台是因为沙皇不够称职的缘故。沙皇如果愿意很称职地把你们这些人都杀了的话，那么我们就不用让斯大林上台了，布尔什维克根本就不会上台。克伦斯基如果愿意杀掉你们的话，也不会有这些事情。但既然克伦斯基不杀掉你们的话，你们就自己上台了，自己上台以后，就只能由你们来自相残杀。由布尔什维克的党内的右派，我们敬爱的斯大林同志，来把党内的左派杀得干干净净。而且还要把其中一部分打成左派，让他们感到极其冤枉，愤怒地说聯共（布）党史怎么写的？这是什么话，历史记录要保持公正这件事情，难道不就是资产阶级观点吗？布尔什维克早就说过了，我们的历史机构本身就是为政治服务的。你们既然输了的话，你们抱怨个毛？为什么不像我们敬爱的托洛茨基同志一样，好歹正直诚实一点，说一声：“妈的，老子想办法打回来算了。其它事情都是扯淡。”
共产党是一个垃圾清理工。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存在，这些人清理起来都会很麻烦很麻烦，十分痛苦。即使是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有无数荒芜的外岛，如果没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话，也很难安置诸多的华人。所以周恩来同志把他们接回去，可以说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做法。这种垃圾清理机制其实在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的。只不过在大众民主的现代，因为大众民主的经典理论是所有人都一样，是不区分秩序生产者和秩序消费者的，因此秩序消费者特别容易不知道自己算老几，尽管他们在现代社会中是获益最大的。在以前，在大众民主和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他们一般来说是连生存能力都没有的。而现在他们不仅过上了准中产阶级生活，而且还认为他们跟所有的流血、出钱、会做出各种贡献维持社会的精英是完全相等的。而且还希望能够利用歪曲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仅获得理论上的平等，还获得实质上的统治权。后者肯定会导致社会的崩溃。
在经济膨胀期，可以说社会上需要很多临时工。端茶的小妹非常紧俏，根本不把公司的管理人员当一回事，因为那时候正是女工紧俏、钱淹脚目的时代。她拿了她的钱，也不考虑以后的事情，好像是以为目前的情况可以永久性地维持下去。在经济繁荣扩张的时期，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临时工跟老员工，跟领导、老板的差别好像都不是很大。甚至前者还会产生幻想，就是说在下一个阶段我们还可以得到更多，彻底消灭一切阶级现象，就直接由我们贫下中农领导算了，也是可能的。但是实际上，经济的盈缩只是社会本身盈缩的一部分，以后还会进入收缩期。收缩期的时候，资本家和员工的差别、阶级现象就变成一道鸿沟了，人家只是赔钱，你却要赔命。有封建关系的老员工和随时都可以打发出去的临时工，差别就变得非常明显。
这时，社会矛盾就要趋于尖锐。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在这个阶段来消灭那些不愿意接受社会结构，在繁荣时期幻想自己会当上统治阶级，在萧条时期把自己的厄运归咎于那些比他们幸运和成功的人，这些人就自然而然地会投奔共产党。所以，等于说每一次荣景对下等人来说都是一个机会。假定你的能力是封建性的，你在端茶小妹都很紧俏、老板指挥不动端茶小妹和佣人皇后，气得干瞪眼的那个时代，你就不会把你的钱随随便便拿去轻而易举地花掉，也不会觉得我做一个端茶小妹日子也过得很好，就用不着苦心去学技术或者是培养人际关系什么的。你会利用这个时期提升自己，然后至少会给自己混出一个封建制度下老员工的地位，但这个是需要奉献和牺牲的。
在经济繁荣期就有个特点，就是说是，比如说我一个端茶小妹拿800块钱，老员工拿1200块钱。但是老员工整天都在加班，来了什么急事的话，老员工半夜不睡觉，一直加班到早上，家里孩子都没人照顾，太辛苦了。如果我是个无产阶级，就会说：“哼哼，我才不干这种傻事呢。我就一直这样混下去，我舒服得很。” 这种逻辑就好像是，假如我是一个年轻的男人和女人，我觉得：天呐，那些中年咸鱼结了婚以后，养了一堆孩子以后，整天付房贷，一点乐趣都没有，哪能像我这个样子？他们敢跟老板吵架吗？不行呀，家里还有孩子呢。他们敢随随便便辞了职，到乞力马扎罗去旅游三个月吗？不行。每一天为了多拿几个加班费而牺牲自己的假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像他们一样生活？我像这样不是很好吗？我不是绝对不结婚，但是我的结婚对象就要保证不会使我原先的生活质量受到损失。这就意味着虽然我只是一个无产阶级女工，但是娶我的必须是王子才行，普通的中产阶级都养不起我。如果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临时工，嫁给我的也必须是公主才行。一般小老板的老婆和女儿还要帮助企业做免费的秘书工作，那是绝对不行的。
当然，这样做你在本阶级就是根本没法结婚的，跨阶级联姻又是不可能的。然后过不了多久，你到35岁，然后你就变成了被社会淘汰的人。然后对于那种无产阶级小妹来说，到经济繁荣结束的时候，公司所需要的只是那些会修机器的人。那些会修机器的人，有一部分是老板原来的老员工，是一起打天下的。这些老员工就像是创业帝王时期跟成吉思汗一起打天下的那13个骑兵一样，是不会因为一时打了败仗就散伙的。他们跟成吉思汗是兄弟关系，他们的关系也是超出“赚钱的时候我们一起分钱，没钱的时候我凭什么给你干活”的关系，而是“没钱的时候也可以倒赔着干活，希望等到公司渡过难关到下次赚钱的时候”。
你很可以看出，如果一个公司所有人都是“有钱给我我干活，没钱给我的时候我走人”那种纯粹金钱的关系，那么这种公司在经济周期上是不可能竞争过封建性公司的。封建性公司在遇到困难时候，核心团体是愿意倒找钱来拼命维持公司的。而纯粹自由主义的公司就会立刻解体的。因此就出现了演化上的必然性，封建性的公司必然会吃掉那些缺乏封建性的公司。那么这些一直留下的员工有哪些呢？有一部分就是跟着老板最初出来一起打天下的那些真正的核心老员工，还有一部分是经济繁荣时期愿意加班去学技术，已经变成跟老员工一样，是不可缺少的人。这个老员工和这个新员工形成一个新的团体，将会跟公司一起渡过难关。当然也可能渡不过难关，大家一起死了，这是谁也说不准的事情。而小妹们和那些相信无产阶级统治权，觉得我很聪明，我绝对不干这种傻事的那些人，到经济萧条时期就被淘汰出去了。
政治上的秩序比经济上的秩序包容性要大一些。严格上来讲，经济上的盈缩只是政治上秩序盈缩的一个小部分、一个小的侧面。我们马上就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去考虑：美国，或者是，说实在的还有八旗子弟、还有基督教徒、还有穆斯林，最初也都像我刚才描绘的那种封建企业一样，也就是成吉思汗和他的几十个小兄弟搞起来的，但是他们会不断地扩大。在繁荣时期归附他们的人是很多的，看不出谁强谁弱，但是萧条时期叛离的人跟离开的人，和加入了原先团队而变成新美国人，或者是新基督徒、新穆斯林，以后子孙后代渐渐就跟原来的老穆斯林、老基督徒、老美国人没有区别的那些人，就可以体现出鸿沟来。他们的区别是怎样的？很明显，最重要的区别就是——这是自由主义者和民主爱好者不大喜欢的事情——就是奉献。对于企业来说，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种：难以控制和难以利用机器的时候，谁愿意加班加点不顾一切地把里面的奥妙搞清楚？还是你说：他妈的，我原先签订的合同中不包括这个啊，老板凭什么要我额外干活，我还是出去玩去吧。区别就体现出来了。对于一个国家和政治团体，那就是：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你有没有打仗，去加入军事团体。
我们注意到南洋华人，他们要么是根本连纳税都不打算纳，就是南洋华人是很善于偷税漏税的。英国人统治新加坡的时候，从华人身上得到的收入基本上是从赌博税、鸦片税还有妓院税上收到的，这就是消费税。按照西方的那种税制，你需要自己去登记报税，你可以想象华人是绝对不会去自己给自己登记报税的，而且肯定会隐瞒财产，是根本行不通的。这种税制能够行得通，就是说你原先就有像样的社区结构，比如说你有自己的穆斯林长老，有自己的封建贵族，这样的社区，他不能搞这种耍赖的做法。但是如果你的社区的最高成就就是三合会的话，那这一套是玩不通的。那么英国人怎样问你要钱呢？就只有征消费税。你们消费的是什么？你们有了钱不交税用来干什么呢？用来抽鸦片烟去了，用来赌博去了，用来逛妓院去了。很好，我也不干别的，我像大清国曾国藩他们和后来的各路军阀一样，我直接向妓院老板收花捐。收了花捐没关系，狠狠地收一笔花捐，就像现在搞鸦片垄断可以卖高价一样，反正有鸦片烟鬼替你出钱，你可以找你的嫖客去要钱。我找鸦片烟馆的老板收钱，找酒馆的老板收钱，就是这样的。今天新加坡人把自己当成是李光耀式的高等华人，其实他们的祖先就是这样的人。那么，处在危急的情况下，他们的钱给了国民政府，他们的热血青年投奔了国共两党，这就是他们的金钱和武力的去向，跟本地社会完全没有关系。
我们要注意，今天西方世界的华人也是这个样子的。你看,从红色高棉大屠杀当中好不容易被西方救出来的法国华人，他是唯一一个投票支持中国在新疆搞集中营的议员。左派的议员和右派的议员平时无论有多大的差别，对于这种行为都表示不能容忍，只有华人愿意支持。法国的华人的忠诚对象像是南洋的华人一样，他们忠诚遥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不忠诚法兰西的社会，无论是法兰西的左派还是右派。当年的马来华人也是这样的，今天的美华澳华也是这样的。这个行为是什么？这个行为就相当于在公司日子好过的时候，需要加班的时候，你嗖嗖嗖地去提前你自己放假了，让那些你最瞧不起的傻瓜陪着老板去加班加点。但是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些人做出跟你不同的选择。例如以前的美国黑人，他们在独立战争时期以后就想方设法地抢着当兵，为了争取一个流血牺牲的机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他们一点都不比白人差劲。每一次美国发生战争的时候，从独立战争开始，都有他们去争着当兵。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黑人在美国是一个合作统治者，而不是像华人所想象的那样：“哈哈哈哈哈，你混了这么多年，钱还不比我多，我难道不能歧视迫害你一下？我惹不起白人，惹不起你吗？”呵呵呵呵，被踢出去的一定是你自己。或者看英国和荷兰在南洋的合作者，他真正靠得住的依靠对象是什么？是陈嘉庚先生吗？当然不是，是拉赫曼亲王。道理也是一样的，你从公司繁荣时期是哪些人是给公司加班加点地修机器的人，以及对于全球化时期或者经济扩张时期，这些新移民当中哪些是愿意牺牲自己为国家服务的，还有哪些是像华人这样聪明，有好处的事情我一定要都占（就可以看出来）。像50年代的时候，印尼大学基本上都是华人，因为华人是有考试的传统，而印尼土族人没有。而今天美国的费拉右派又要再引用自由主义的原理说：“考试面前人人平等，为什么要让黑人和拉丁人来占我的名额？我们要完全凭考试的话，这些名额不都是我们的了？打倒你们！”好吧，然后你们用同样的方式斗一斗，然后等到关键的时候被赶出去的时候，你要说：“看来美国民主已经堕落了，以前美国是资本主义，中国是社会主义，所以中国不行；现在美国是社会主义了，中国才是资本主义，我们还是去投奔习近平吧！”
OK，当然也还有其它理由，但是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他们根本不理解秩序是怎样产生的。大学是什么东西？大学，最早的大学是什么？牛津和剑桥。它是给谁上的？给英国贵族上的。英国贵族是因为他擅长考试才上大学的吗？不是。英国贵族，什么叫贵族？我们来问中世纪等级结构是什么样的？贵族是负责打仗的人，第三等级是负责赚钱的人，教师是负责宗教以及文化、知识分子各方面义务的人。也就是说实际上除了贵族以外，其他人是不必去打仗的，只有他们流血牺牲。然后大学是什么？这些平时打猎、射箭（等于是军事演习），然后战争时期流血牺牲的人，给自己的未成年子弟准备一个俱乐部。它的用途跟原始部落时代一样，部落少年到14岁以后就有少年帮兄弟会，等到18岁的时候，从兄弟会毕业以后，他就要经历一个成人礼。
这个成人礼在周礼当中还有依据，比如说周礼中有一个礼节叫冠礼。女人也有相应的礼节，就是你从儿童到青少年，再从青少年到成年人之间，都有相应的礼仪。这个礼仪往往是要经受痛苦的，或者说是与军事有关。例如说孔子那个时代还有些残余，就是说你成人以后你要干什么，要行礼，行礼是什么？射箭。你以前是个青少年，在青少年兄弟会中活动。在青少年兄弟会中活动，那么你是不承担直接责任的，像孩子一样，但是你玩的内容已经跟成年人很相似了，经常就是弓箭、马术之类的东西。这样就是让你在娱乐当中学到一些军事技术，然后你到成年的时候举行礼节。
礼节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些长辈，他们也是贵族，你是贵族的儿子，他们是你爸爸的同侪贵族，他们都来参观：伯爵少爷的成绩怎么样，我们都可以看出来了。然后伯爵少爷就出来射箭了，举行礼仪。礼仪是什么？大家摆桌子，先敬酒，你敬我一杯，我敬你一杯，因为我们都是很有文化的人，敬酒的同时我们可能还要吟诵一些诗经的诗句诸如此类的，交换一些政治和外交的信息。然后礼仪搞完了以后，小伯爵出来射箭了，射完这个箭以后你就是伯爵了，以后你就要亲自带队开着战车出去打仗了。然后如果你玩的很好的话，嗖嗖嗖，每一箭都中靶，然后下来以后还给各位长辈吟一两轮诗，证明你还很有文化的话，那么老伯爵的面子就非常光彩，以后你保证前途无量。因为来的这些人就是本诸侯国的精英，看到你文武双全的这个样子，就知道20年以后晋国或者郑国的执政大臣可能就是今天这个少年。但是你如果射箭就射歪了，然后诗也作不好的话，大家就要摇摇头，恐怕你将来带兵要打败仗，当外交官也要丧权辱国。看在你父亲老伯爵的份上，我们勉强给你个面子，但是今后执政大臣可能是轮不到你的。
大学是什么？大学就是你14岁以后到18岁之间，在你开始学射箭和相当于毕业大考的那个冠礼之间，你跟同年龄的贵族少年一起玩的地方，这就是牛津和剑桥的起源。所以到底谁是符合大学的原意的？就是二战结束以后退伍军人免试入学那一条，是符合大学的原始条件的。而华人做题家想的那样像范进那样考试进去，然后拿着一个好学历去挣钱的那种，那只是大学在资产阶级时代、平静的时代扩大以后的附带功能。这个附带功能相当于什么？北大教授上课的时候允许社会闲杂人进去旁听，尽管你没有交学费。但是我的课是给交学费的学生上的，交学费学生上不上得好我是要管的，你们那些旁听的人，你们是在占便宜的。占便宜就好像是地主家在秋收时间规定：田里面散落的麦穗，贫下中农可以来捡。这是一个慈善活动，早在犹太人时代就是这样，后来穆斯林还是这样。穆斯林的规矩就是：这些闲散的禾苗不要捡光。捡光了显得穆斯林非常刻薄，要留下来给穷人和飞鸟吃，就是这个意思。你通过考试入学的范进这些人，起的就是无产阶级和飞鸟那种捡麦穗的作用。麦穗多的时候让你们捡一些也无妨，但是真正的特权，上大学的特权是留给贵族子弟，而贵族子弟在今天的对应物是什么？就是退伍军人，很好。
华人会去上西点军校吗？华人会像黑人那样，由10%的人口支持25%的军队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你就抱怨说这跟毛泽东让贫下中农免试入学有什么区别？看来美国要完了，美国已经落入左派手里面了，这就是华人的逻辑。然后你顺着你自己的逻辑去，你不做任何贡献，你来了就是来赚钱的，找一个舒服的好学校，然后去赚更多的钱。辛辛苦苦的社区工作由黑人去干，打仗流血的工作也是由黑人去干。你觉得你便宜都占了，哇，乌拉，资本主义，我最懂资本主义了，你们都要听我教育什么叫资本主义。然后等到政治冲突来的时候，人家先就把你赶出去了。你唯一的安慰就是：我可以投奔资本主义的真正的祖国，也就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后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你就被无产阶级专政，像是绞肉机一样绞成碎片，把所有的肉都绞烂以后像垃圾一样扔了出去。但是直到死到临头，你仍然不明白到底出了什么毛病。你觉得你很聪明，以前吴晗他们非常傻，他们是因为相信共产主义才去投奔中国的，而我是因为相信资本主义才去投奔中国的，我应该下场比他们好。但其实不是一样的吗？你讲的资本主义和他们讲的共产主义、你的费拉右派和他们的费拉左派是一个意思。
费拉左派是什么意思？别人出钱，我出不起钱，但是钱怎么花要由我决定，你们竟然不让我决定。资本主义太坏了，我还是去投奔共产主义祖国，毛主席会领导我们打倒资本家。然后你惊讶地发现，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广大贫下中农认为你就是资本家，先把你打倒了，但是这时候已经太晚了。费拉右派的逻辑是什么？美国军队打仗的时候，我绝对不去打；它建立起帝国，分肥的时候我一定要去分，这才叫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要保证我不用流血，但是我还要去领导和指挥那些流血牺牲的人。OK，你看我比那些费拉左派聪明得多。但你是一样的，你跟费拉左派的共同点就是，费拉左派不愿意出钱，但是分钱的时候就跑来了；费拉右派呢，他不愿意打仗，但是分胜利果实的时候他就跑来了。他们都是寄生虫，只是寄生的角度和侧重点略有不同，所以他们最终下场都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们敬爱的地下党对于传统的费拉左派和新兴的费拉右派都有自己相应的工作小组，可以轻而易举地牵着他们的鼻子走，因为骗人的事情是很简单的事情，不需要任何技术。其实骗人唯一的技术就是要寻找坏人，因为你只能骗得到坏人。我们可以假定，假如一个人有真正严格的道德操守，坚信不劳者不得食、不劳不获的道德原则，他其实是不大可能被骗的，是非常不容易被骗的。但实际上所有人都是有弱点的，就像《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那部小说中所说的那样，平时的正人君子，到关键时刻突然跳出一个比他平时能够抵制的诱惑更大或者更新鲜的诱惑，他多半也是抵制不住的，因为人性就是这个样子，你不能完全相信人性。所以骗子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要去寻找坏人，利用坏人的贪心。没有这个贪心，他不会上当。就是因为他们想要有不劳而获，所以他们才会相信你卖给他的彩票。就是因为他们相信有包治百病的灵药，有长生不老药，所以他们才肯吃下你卖给他们的红丸。
假如皇帝都是明智而坚定的，坚持说：“所有人都是应该死的，我也是应该死的，我绝不要为了长生不老而给其他人造成负担。”那么骗子骗不了他的。但是皇帝肯定不这么想，皇帝会说：“我贡献这么大，难道不应该要多活一点嘛，最高的技术不是应该用到我身上？”于是他就吭哧吭哧地吃下了很多红丸，结果连正常寿命都活不到了，骗子的受害者就是那些与吃红丸的皇帝同样的人。当然，捕鲸业早在鲸鱼灭绝前就破产了，所以你不需要做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才能够不上当，你只需要在当时社会当中比其他人要稍微正直一点，就像是在传染病流行的社会当中，你只要比别人多一个洗手的习惯，你的生存率就会高很多。因为骗子需要有一个很高的利润率才能维持自己的产业，不是说只抓住一点利润就行，所以他肯定会向社会上最腐败的那些人入手。
所以共产党就是个指标，它能够入手的地方就是社会最腐败的地方。共产党最后落到跟中国联系在一起，就是因为华人社会就是最腐败的。华人是最贪婪、最自私、最自以为聪明而又最没有远见的。其实这就叫利令智昏。骗子使用的骗术往往是非常简单的，别人（比如说家里面的长辈）会扯着耳朵对你说：“你傻瓜，你离开家里的黄脸婆去找那个女的，那个女的说如何如何好，她肯定是在骗你的，傻瓜都能看出来。”但是你却跳着脚说：“我们自由恋爱，打倒包办婚姻。”谁也劝不服你，因为你利令智昏。赌博的时候他一定会说：“你们说的道理我全都懂，但是这一次不一样，这次我马上就要翻本发大财，我就发这一次，然后回来过好日子。”当然他结果就是越输越多，最后全部倾家荡产。道理他全懂，但是利令智昏。这里面起作用的根本不是任何道理，就是你人格上，也许是基因上抵制短期利益和easy money的稍微那一点抵抗力。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族群像华人这样好赌的。华人往往没有宗教，但是却从来不会没有赌场。即使在没有正规赌场的时候，华人会把社会结构建构得像赌博一样没有区别。科举制度就是一个典型的彩票制度，它不依靠任何可以测量的本领，主要是依靠运气；获得的是寻租的机会，不是创造财富，而是牺牲那些赌博失败者的利益，获得掠夺的特权。华人的社会特别像博尔赫斯的小说《巴比伦彩票》。所以，这样一个社会就是很接近于一个里面装满了烂肉的正在发臭的垃圾桶，对自己和周围所有社会都有害。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的存在有其必要的缘故，只有共产党才能够大规模地销毁这样的垃圾桶，别人只能零零星星地丢几个零零星星的垃圾，论效能来说的话，在这方面远不如共产党有特长。
所以共产主义的崩溃跟华人社会的消灭两者之间是无法拆分的，就像是俄罗斯帝国和苏联共产党的崩溃都无法拆分。俄罗斯社会的腐败程度是远不如中国的，两者是一定会一起倒下的，而不会是像普京和索尔仁尼琴想象的可以存在一个没有共产党的苏联，或者可以存在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而华人在失去自己的功能的时候，一步一步地走上这个其实说起来好像是非常简单的骗局，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要注意，就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比如像1984年，《古拉格群岛》这些书在中国是可以公开发行的。按照启蒙思想家的想法，是不是中国人早就应该启蒙了。其实不是，看完了这些书以后，他们仍然认为这是别人的事情，或者会落在别人头上，但我还是可以去的。我就认识很多人，就是2017年前后，认识很多人从美国跑回到上海或者是诸如此类的地方去，认为只有在中国他们可以获得赌徒那样多的变现资源，除了中国以外没有任何地方有这样的资源。他们全都知道，但是他们还是认为我可以再赚一笔，然后再走。其中的很多人现在就正在上海被关在楼上。华人大部分跟这种人只是有程度上的差别，在政治风暴来临的时候，可以预料他们大部分是没有办法幸免的。偶尔可能有些零零星星的东西，在历史上总是有零零星星的漏网之鱼，但是在历史记录上呢，这都是必然被忽略的东西，可以完全不予考虑。
当然他们其实要想有出路也是很简单的事情，就是你只要能够建立秩序，那你是不需要别人的秩序庇护的。什么叫做建立秩序？假定你要建立一个国家，你需要什么——财政和军事。你需要像摩门教徒或者像撒哈拉沙漠那些伊斯兰教隐修士那样，如果这个社会上的所有东西我都看不满意，我要自己建立一个新社会。我要拉得起一帮人马，在这个社会上，像摩门教徒在沙漠上，或者五月花号人在荒野上那样，我自己能够建立起一套东西来。没有任何华人肯做这些事情，华人肯做的事情就是到别人已经建好的东西上面去，蹭上去当寄生虫，或者想办法反客为主，这就是他们想干的事情。
华人社会的天花板其实就是改革开放时期自由主义者瞧不起的孙中山和二十四史的开国帝王那些人。他们达不到基督徒和穆斯林另建新社会那个境界，但是他们至少在天下大乱的时候能够拉起一帮人马来，首先自己保护自己，还能保护一部分其他人。结果在全社会普遍缺乏抵抗力的情况下，通过虐待，把那些人当做资源来用，从他们头上榨出钱来统治他们变得非常容易，结果他们轻而易举当了暴君。
其实这些人按照他们自身的秩序生产力和组织能力，如果是在西亚或者欧洲的话，恐怕连小领主都当不上。只是因为他们周围的社会太容易征服，像满洲人入关的时候发现的那样，你只要稍微有一点秩序输出的能力，就轻而易举地会变成军阀和领袖了。这样的人当然也是有的，但是他们很可能不在体制内，而是在社会边缘。因为在得不到社会建制保护的社会边缘，才有那种特别需要自我保护的需要。例如在中国地区和蛮族地区交界的那些走私团体呀，或者是社会边缘的黑帮集团呀那些地方，才是盛产未来军阀和帝王的地方。
喜欢鸡贼、喜欢耍小聪明、喜欢消费原有秩序的所谓成功者，包括科举英雄在内，在真正需要自己生产秩序的时候，就会暴露出自己南郭先生的本性，轻而易举地就变成了张献忠的牺牲品。而张献忠为什么那么恨他们？就是因为无产阶级隐隐约约地本能地觉得，就像女人对自己的丈夫总是心里面有一些判断的，总觉得你们的东西是偷来的，并不是靠你们真正的本事，但是又讲不出什么像样的理论来说明问题，但还是隐隐约约觉得不服。等到社会机构整个塌陷的时候，我过去所有的猜疑都被证实了，原来你们果然是一帮骗子，你们骗了我们这么多年，现在我不会让你好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