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阿姨您好，我是剿匪学院，本周俄乌战争的局势似乎从胶着状态开始转向对守方有利，与此同时拜登与习近平也进行了一场中英文各说各话的高层会谈，美国严厉的警告中国不要采取军事援助俄罗斯的行动，其实在之前联合国表决关于俄乌问题解决的决议时，中国和印度都在投票中弃权，中国弃权容易理解，但是印度在北约与俄罗斯之间似乎并非倾向北约，印度在冷战初期其实倒向苏联，而当时巴基斯坦反而是西方阵营的盟友。 直到目前为止，俄罗斯仍然是印度最大的军事装备和技术供应方，在2016年至2020年期间，印度国防采购项目的近50%来自俄罗斯，印度还开始从俄罗斯引进S-400导弹防御系统，尽管来自西方的压力不断加大，印度外交政策专家还是认为，新德里应该走一条务实道路，除了从交战地区撤离印度侨民，也呼吁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和恢复对话。想请教您老人家的是，印度在印太同盟跟美国是全面合作关系，但却可以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不表态，甚至可能持续跟俄罗斯维持军事能源合作的原因是什么呢？而美国能一直接受印度这种根据自身利益采取局部合作的现实主义外交作法吗?
刘仲敬 ：

印度是有把握的，它知道它可以这样做而且不会引起任何后果。不要说是现在了，就是在以前印度和巴基斯坦搞核竞赛的时候，印度也是有把握的：美国永远不会像对待朝鲜那样对待它。违反核不扩散原则最大的国家是谁？当然是印度，而不是朝鲜或者是利比亚。日本和台湾不敢制造核武器，而印度和巴基斯坦理直气壮地制造出核武器了，美国并没有对它们做任何事情，巴基斯坦仍然可以得到美国的飞机，印度跟美国的合作关系则是与日俱增。所以印度人早已经养成了经验：自冷战以来，它走的费边主义路线从来都是左右逢源的，在苏联那边和英美那边都可以捞到足够的好处。

今后对俄制裁维持的时间又不会很长，俄罗斯能够坚持的时间又很短，所以美国人肯定会对他睁一眼闭一眼，印度人只需要回避表态、拖延时间，很快就可以把这件事混过去，所以他没有必要对既成格局进行大的更动。要想印度的化肥——印度本来是粮食短缺的国家，后来粮食得以改善，很大程度是依靠化肥，但是世界上化肥的大出口国就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还有便宜的武器——印度始终是要继承大英帝国的东方地位的，但是大英帝国在东方、英印帝国能够维持主要是依靠英国的军队，而不是印度军队。没有英国在，印度自己要怎样才能够维持帝国的地位呢？它的财政基础是支持不起一支强大军队的，俄国的便宜武器对它很重要。就凭武器化肥这两项，它为了配合短期的制裁，就使自己的利益受到重大牺牲、折腾一下，对它是划不来的。睁一眼闭一眼地混过去，对双方来说都是有利的。同时中亚的局势正在日益混乱，自从美军撤出阿富汗以后，俄印联盟的必要性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极大地增加了。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随着俄罗斯军队从叙利亚和高加索撤退，中亚的局势肯定要每况愈下，那么印度和俄罗斯在中亚未来不能确定的动乱中相互需要、相互依赖的程度肯定也是与日俱增。

美国人必然会像是美国对法属阿尔及利亚那样网开一面，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淡化处理。比如说印度在克什米尔(Kashmir)采取的各种措施，从来没有在西方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这是主流媒体和国家战略利益相互配合，也是共产党所谓的西方民主虚伪性的一个体现。所以今后的事情双方保持默契，同样的事情肯定会发生的；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印度肯定是它在东方的最大合作伙伴而不是中国，对中国则是心怀猜忌的。就是普京在战前来中国那一次，双方是想相互利用的。普京一直是不肯为台湾和南海买单的；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也是一直不肯买单的，就是中国的官方立场始终是不肯承认克里米亚归属俄罗斯，或者是违反乌克兰领土完整的，因为这跟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上是相互矛盾的。我们要注意坚持原则这件事情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持住实力的不足。越是实力不足越要坚持原则，因为哪怕是象征性的一点原则带来的影响对它来说都很重要，所以双方的合作是一种拉巴洛式的、机会主义的、台面下的合作，而不是正规的成体系的合作。

俄罗斯在战前已经极度需要中国，所以双方都作出了一定让步。北约东扩不东扩，一向是不关中国鸟事，而中国居然会说反对北约东扩。请注意，就是在这个情况下，中国也不肯说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它顶多说反对北约东扩，就是说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个就是它做出的最大让步。俄罗斯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也是类似的让步，但它也绝不肯走到愿意军事支援中国的地步。而且在这个框架之上，俄罗斯还要硬把印度拉进来，它要把远东说成是俄罗斯、印度、中国的三方框架。这个肯定是中国极其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中国要排斥的就是印度，但是它为了赢得俄罗斯的支持，必须把这一点吃下去。这也就可以看得出中俄印三方在远东的真实关系如何了，俄罗斯和印度肯定是会加入瓜分中国的一方。而英美的海上联盟在大陆上其实——这跟英国和俄国的关系是一样的，英俄在欧洲的关系和英俄在亚洲的关系一向是两个系统。英俄在亚洲的关系其实就是英印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关系；而英国和俄国在欧洲的关系则其实是俄罗斯波罗的海贵族和英国的关系，两者是经常出现矛盾的。

同样，美国和西方国家跟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关系和跟俄罗斯第三世界部分的关系也是不一样的。例如俄罗斯在非洲反恐，英美从来没有说这是帝国主义扩张。对俄罗斯和印度瓜分中国的可能性，欧洲人一直是乐观其成的，相反俄罗斯如果在欧洲扩张的话，它们全都不愿意。这其实还是俄罗斯帝国自古以来的双重性的体现，俄罗斯帝国在欧洲以外是给欧洲人干脏活的下等欧洲人。它干的脏活即使不是有利于西方的，至少也是不违反西方利益的。在欧洲内部，如果下等人想要上桌，或者是要抢占维也纳会议所没有给它的额外利益，西方国际体系就要制裁它，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在欧洲以外的活动。

这一点其实不限于俄罗斯。例如天津教案发生的时候，张之洞当时还是文艺青年那一类型的，他就痛骂曾国藩为什么不利用普法战争的局势来打击法国。曾国藩认为不能这么做，坚持说要赶紧跟法国妥协。张之洞直到老，到庚子之乱的时候都还坚持这个看法。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外交材料就是，普鲁士已经作出了决定：尽管在欧洲要跟法国打仗，但是在欧洲以外，法国跟大清和其它国家的冲突还是要支持法国。连普鲁士和法国的情况都是这样，就更不要说是俄罗斯了。

远东乃至欧洲大陆内陆的形势从来都是那种“英美可以分一些利益，但是利益没有大到超过成本”，因此它不可能直接干涉。一个比较野蛮的欧洲国家，或者是像印度这样的欧洲代理人去发挥这方面的作用，它不会真正反对，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符合它的利益的。而且印度人、俄国人、中国人和所有人都严重低估了大陆战争的危险性，因为所有人都是根据建制看问题的。当年普法战争爆发的时候，普遍都认为这是大国和小国的冲突，法兰西是唯一能够跟英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普鲁士只不过是德国小邦中的最强者。说它是强国，无非是比魏玛大公国或者是巴伐利亚强罢了，怎么能够盖得住奥地利帝国？法国人自古以来是把奥地利帝国当作皮球来踢的，大国跟小国打起来，小国还能有什么希望？打出这样的结果是后来所有人都没考虑到的。

同样，俄罗斯帝国的空架子也没有多少人——包括印度、包括今天的美国——能够预料到。他们用狮子搏兔一样的力量去打击俄罗斯帝国，对俄罗斯帝国崩溃的突然性和崩溃造成的严重后果，我敢说他们没有马苏德将军和塔利班清楚。这恰好就是上等人不是上帝，而且也代替不了上帝的一个特点。在自己的利益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别人是死是活都根本没有关系。就算摩苏尔以东的全体亚洲人都死绝，法国人也会认为比不上阿尔萨斯-洛林的一片树林。只要阿尔萨斯-洛林能够回到法国的话，伊拉克以东的亚洲人全部死光对它来说是毫无损失、而且毫不会关注的。

1917年俄罗斯的崩溃，没有任何欧洲人能够预测到。战前英国还认为俄罗斯变得如此强大，必须跟它交好；而法国人认为俄国压路机会长驱直入到柏林，是法国顶住德国入侵的最大依靠。后来俄罗斯帝国真的崩溃，以致布尔什维克崛起的这段时间，欧洲各国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完全瘫痪的。其实当时他们只需要用极少一点援助，或者是在远东稍微支持一下日本人，或者是把摩尔曼斯克留下来的军事资料、军事物资不要就地销毁，而是直接交给白军，那么只有几千万金马克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是很容易推翻的。但它们其实不是在支持布尔什维克政权，也不是在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俄罗斯正在发生的事情完全超出了它们的想象，它们没有任何预案。我想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这样的。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其实已经超出了普京帝国能够抵抗的力量的很多倍，用来对付苏联都足够了。而普京其实只是撑了一个苏联的皮，狼皮下面只有一个瘦骨嶙峋的小羊，但他一定要撑这个皮，因此他垮下去以后出现的欧亚大混战是拜登政府没有预测到的。

我们要注意拜登政府是一个复辟政府:是一个冷战和全球化时期的复辟政府，是推翻了川普政府的一个复辟政府。它的大佬和专家全都是靠反俄起家的，拜登本人就不是例外。拜登年轻的时候、刚刚初出茅庐的时候，正是冷战的最高峰，在他头脑里面留下的印象是不可磨灭的：俄罗斯是主要的敌人，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他是罗斯福民主党、乔治·米尼、美国劳联—产联那个系统的直接继承人；跟希拉里不一样，希拉里是里根时代以后全球化民主党的代理人。对于罗斯福时代的老工人来说，克林顿希拉里夫妇就像是一个外人，就像是一个披着共和党皮的假民主党人；而拜登倒像是罗斯福时代和肯尼迪时代的老民主党。

所以拜登才会跟马斯克不和。为什么？因为马斯克是全球化时代产生出来的新企业，他的企业跟工会没有关系。而出于组织关系和历史联系，拜登这样的老民主党人跟罗斯福时代留下来的有工会的企业，比如说通用汽车——那是五六十年代、民主党罗斯福主义的黄金时代，以民主党为主导的两党共治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那种工会和企业家合作建起来的模式——这样的拥有老工会的企业在里根革命以后，逐步失势，但是仍然是拜登这样的老派民主党人的心头肉。尽管他们的工会会员——里根时代以后，美国工会会员是直线下降的——从争取选票的角度上来讲，已经是一个衰落的趋势了，但是就像是大清国直到末年、最后关头，也不能对满蒙子弟和八旗子弟放任不管。虽然八旗子弟已经注定要灭亡了，但是多多少少从朝廷还能得到一些什么子弟学校之类的优惠。大清一倒台，这些优惠就全都没有了。拜登政府和老民主党人对于过去的老工会仍然是藕断丝连，怀着这样的感情的，而这些老工会对于莫斯科的感情就是乔治·米尼那种想法。

尼克松和美国商会想要到俄国做生意——我们要注意反苏最有力的不是美国资本家，而是美国工人，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美国商会当年是愿意跟纳粹德国做点生意的，后来在冷战局势基本稳定以后，大家也想：反正局面也就这样了，在俄国做点生意赚点钱不是坏事。真正抱着意识形态的狂热和爱国主义狂热，死活不干，一定要破坏政府的外交努力（的是美国工人）。尼克松政府为了解决越南问题，是搞了很多对俄对华外交的，包括对苏联的最惠国贸易之类的。美国商会也是愿意支持，当时称为缓和（政策），缓和对于资本家的商业利益是有利的，对于政府解除越南战争的负担也是有利的。尽管美国工人在越南战争中的牺牲多于资本家，但是他们仍然非常愤怒，以至于乔治·米尼说出了那句名言：“总统先生，我们美国工人不会让美国政府把我们卖到伏尔加河或者扬子江去。”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不要企图违反美国工人阶级的意志搞什么对苏联的最惠国贸易，拿最惠国贸易做丧失原则的讨价还价。

拜登就是属于这个集团在今天的遗老遗少。在他的心目中，要想俄罗斯——《来自莫斯科的爱》——俄罗斯始终是最大的敌人，错过彻底整死俄罗斯的机会是绝对不可原谅的。当年9·11事变以后，反恐战争刚刚爆发，小布什总统跟普京会晤，准备在中亚建立美国基地，跟俄罗斯支持的北方联盟合作打击塔利班的时候，他说了那句话：“我看了普京总统的眼睛，我觉得他是真诚的。”而差不多在同一时刻，参议员拜登说了一句话：“普京没有灵魂。”他仍然在遵循冷战时期的老习惯，而布什总统已经开始准备在反恐战争时期，把伊斯兰恐怖分子作为主要的敌人，把中国和俄国看成是可以收编的次要敌人了。现在政权掌握到拜登手里面，他不可遏制地要——他是一个老人，而且他对俄罗斯的仇恨和他的冷战情结不仅超出了国家利益的范围，他把全家都押上去了：他已经去世的大儿子和现在被媒体经常揪小辫子的小儿子亨特。他自己搞乌克兰还不够，他全家都上去搞乌克兰了。而且他年事很高，也不知道他还能活到哪一天，也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够有足够的身体来参加下一届选举。而且他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肯定也知道川普和很多人都认为冷战时期留下来的旧仇已经不是美国的主要问题了。

乔治·布什认为伊斯兰恐怖主义才是主要问题，川普认为中国才是主要问题，两者的共同点就是认为俄罗斯已经不再是主要问题了。像最近这一次对俄制裁，只有川普的几个死党，个位数的死党，像玛乔丽·泰勒·格林这样的人愿意反对。对于川普来说，这对他下一次进行竞选是不利的；但是对于拜登来说，就是给他提了个醒：一定要利用为数不会很多，像我这样的老将还能够坚守岗位的时代，一定要搞得俄罗斯不能翻身，不给它留下一个气孔。不要说是我个人的历史使命，连我自己的私人关系、家族都押注进这个事情里面。就像是西庇阿家族的事业就在于毁灭迦太基一样；汉尼拔家族的事业就在于毁灭罗马；拜登家族是冷战的遗老遗少，他知道他的历史任务就是毁灭俄罗斯。哪怕是在后来，在过去10年内，有很多人以为这已经不是主要的问题，甚至可以化敌为友。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对于他童年时代就已经认死理，把自己的大半生都已经投入到这个事业来说的话，你让他废掉原有的行为模式的话，等于是把他这个人的大部分都作废了。就相当于让一个45岁的外科医生下岗，让他去改行当高尔夫球场的经理，他肯干吗？他的全部工作经验都作废了，他绝对不肯干的。所以他这一次是要事情做绝的。

正因为这样，他看不到俄罗斯帝国背后的脆弱性，尤其是跟他交往的全世界所有的主流政治家，包括习近平、包括莫迪、包括安倍和岸田文雄，谁也想不到这一点，所有建制派都想不到这一点。我们不要把大人物的头脑想得太过于聪明，大人物时间不多，信息、空间完全被主流占领了。所以正因为他在他自己的那一行里面接受的信息特别多，别人接受不到的信息、不能知道的机密他都能知道；干的时间特别长，就像一个干了几十年的外科医生一样，技术特别高超。所以他对他信息茧房以外的东西，与一个什么都不懂、对什么都抱有同等好奇的十几岁小孩相比的话，敏感性反而会大大降低。一个外科医生对于比如说什么画画得好、什么音乐好，他的感受能力通常是不如一个15岁的还没有专业的小男孩和小女孩的。那个小男孩小女孩做手术肯定不如20年的脑外科医生，但是因为他的兴趣是平均发展，对哪一行都没有成见，他对于普通事物的感受性和观赏能力是超过这个优秀的专业人士的。所以他们全都没有意识到俄罗斯帝国有整体崩溃和彻底崩溃的结果，而他们对俄罗斯帝国施加的那些本来是应该落在苏联头上的倾巢出动的一击，誓要让俄罗斯倾家荡产。

我们要注意，两院把普京宣布为战犯这件事是什么意思？就是断了外交协调的道路了。你怎么能跟战犯谈判呢？你只能把他捉拿归案，就像对待米洛舍维奇那样。那样的话谈判就变得不可能了，谈判变得不可能，就只能够耗到底拼到底，拼到底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普京和俄罗斯帝国一起死，俄罗斯的土地上布满了1919年那样的各种军阀势力。而任何势力都是在前朝内部产生，你在前朝垮台的时候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实力，以后才能够维持局面，所以我们大体上也可以看出谁会出来维持局面。

19世纪的俄罗斯帝国是一个小政府，虽然号称帝国专制，它的政府仍然是很小的，它的军人大部分都是贵族子弟，平民是很少的，更不要说农民是很少当兵的。它也有支小军队，这样的军队当然应付不了第一世界大战，因此它需要壮丁。壮丁从哪里来？来自叶卡捷琳娜大帝开始、亚历山大二世形成政治制度、在亚历山大三世的反动势力得以巩固的地方自治局。亚历山大二世执行了激进的改革措施，结果被民意党刺杀了。亚历山大三世实施反动，也就是说把他认为会危害王朝稳定的那群人搞掉、取消掉。但是在他心目中，就算是激进知识分子会跟他作对，乡下的贵族和地主总是靠得住的，所以他认为地方自治局不是王朝可能的敌人，它永远不会反对王朝，反而会变成王朝巩固的基础，因此他继续巩固和完善地方自治局制度。俄罗斯人口大部分就是农民，要依靠地方自治局才能够动员。而地方自治局的成员一般来说是自由派贵族，他们是改革派，而不是革命派，所以亚历山大三世并没有看错他们，他从自治局那里要来了几百万壮丁。

而复员军人民间支持组织——我们要注意，当时俄罗斯帝国和大多数国家一样，并没有一套像美国今天有的复员军人福利制度，因此它是应付不了大战的——是民间团体，包括地方自治局。地方自治局从法律上讲跟陪审团一样是民间组织，跟皇帝任命的各州州长是不一样的。但是很快在战争时期，要壮丁要靠地方自治局；照顾退伍军人的家属也要靠地方自治局，是地方自治局的活动家组织了全民拥军优属的组织和活动。所以实际上它已经接管了现代政府认为属于政府的那些职能，这些职能对于战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军事工业生产呢？那就只能跟资本家合作。体制内，沙皇在召开议会前发布了一个十月宣言，所以拥护沙皇的资本家和自由主义者就成立了一个十月党人，意思就是说我们拥护十月宣言，要在体制内实行自由主义改革；而反体制的，主张建立像英国那样真正的君主立宪制，而不是像沙皇俄国这样不彻底的君主立宪制，或者是干脆建立共和制的自由派，在医学院教授米留科夫的领导之下、还有就是著名小说《洛丽塔》的作者的爸爸纳博科夫的领导之下，成立了立宪民主党。立宪民主党是反体制的自由主义者，因此它经常不肯参加沙皇的国家杜马选举，还经常被沙皇逮捕和镇压。

体制内的自由主义者多半都是沙皇末期斯托雷平以后经济改革的受益者和资本家，怎样组织工业生产只有他们有经验。因此，前线的炮弹需要突然比和平时期增加几百倍，怎么办？让这些企业家跟政府合作，成立军事工业委员会。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权力比国防部大得多。国防部原来靠得住的就是那人数只有几万的贵族军队，现在的几百万大军从哪里来？兵源从地方自治局来，武器从军事工业委员会来。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权力比国防部要大，地方自治局的权力比沙皇要大，实际上就是这样的。那就像是1860年以后，谁管着大清国的军队？你以为是兵部尚书吗？那是老黄历了，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管理大清国的军队，兵部尚书管理的那些老式军队早已经不能打仗了。各种新式军队需要什么呢？需要洋枪洋炮。谁给他们把洋枪洋炮搞来？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兼任外交部、国防部的职能，直到后来庚子之乱以后，朝廷重新整顿官部的时候，才把总理衙门改成外务部，把国防部的职能从它上面取消掉，那已经是练北洋新军的时代了。在李鸿章、刘坤一那个时代，总理衙门就是外交部兼国防部。

所以在沙皇1914年战争爆发以后，理论上是民间机构，或者顶多是官民合作机构的军事工业委员会就是超级国防部，地方自治局就是太上皇政府。但沙皇他没有意识到他的命根子已经掌握在这两个机构手里面了，他还以为他是主人。最后等到战局不利，人民需要替罪羊的时候，自己就是资本家、国家杜马议长的军事工业委员会、企业家协会的代表罗将柯议长，和地方自治局的联盟领袖李沃夫亲王商量了一下，又给总司令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打个电话，就把沙皇给废掉了。号称是王朝根本的军队屁也没有放，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毫无反对，因为军事工业委员会只要高兴，可以让他的军队在一个星期内饿死，或者是一个星期因为得不到炮弹让德国人全部打死。沙皇怎么说关系不大，军事工业委员会怎么说，是直接关系他老命的。然后第一任临时政府的总理是谁？就是地方自治局的李沃夫亲王，然后等到他们无法维持局势的时候，才有人民领袖克伦斯基上台。

那么我们再看苏联，乃至于鲍里斯沙皇也就是叶利钦时代的社会结构是什么样子的？苏联的社会结构跟中国不一样，因为苏联是列宁主义的原版国家，它成功地实现了体制覆盖全民。城市是国家各部委下辖的国有企业，构成国家经济的精华，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以煤铁、军工生产为核心的重工业企业集团，这个是国家的命脉所在；再其次当然也是国有企业，各种轻工业那些不大能分到国家预算的比较次要的东西；再往后农村完全由集体农庄覆盖，实现组织控制。中国呢？中国只有在 50年代后期稍微逼近了一点点，有那么一两年的时间逼近，然后很快就引起了大饥荒，大家稀里哗啦地退回来，整个农村退回到小农生产结构。符合苏联标准的体制内人口占人口总数多少呢？两成不到。中国只有20%左右达到了苏联标准，在社会的边缘留下一个巨大的、贫困的（贫下中农群体），比起大清朝和大明朝时期还要更加贫困，因为它承受了比大明朝各路亲王和大清朝满蒙八旗更加沉重的负担，就是共产党和共产党依靠苏联模式成立起来的这个重工业集团。这个基本模式除了更贫穷、更散沙，连大清和大明时期能够产生的秀才和地主也被打倒了。这个秀才和地主被打倒那说明什么事情？就是说明需要汲取更多的资源，就这么简单——除了贫下中农以外什么也剩不下。大清时期还能剩下一些土地主和土秀才，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留不下这些，但是人口的八成仍然是编户齐民。

苏联如果是这样，那就等于说是苏联体制人口只能覆盖20%，80%的人口是传统斯拉夫村舍的人口，如果苏联也是这个样子的话，那苏联是早就垮台了。但苏联不是这个样子的，它彻底地实现了格式化。而中国的格式化是不彻底的，中国是一个苏联卫星国和大清大明编户齐民人口的一个混合物。编户齐民人口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只占一个零头，但在人口上却占多数，而苏联乃至于东欧国家，都实现了全民格式化。因此正如反体制的秦晖和体制内的吹鼓手学者一致指出的那样：这个表面上的落后的弱点正是中国改革开放能够成功而苏联改革开放注定失败的原因。

1980年代严打时期，为什么会严打？因为体制外的大量人口没有收入。他们之中那些比较有出息、地理条件比较有利的人——当然，广东和云南，那是走私贩子的地方；而革委会，你以为革委会不走私吗？他们自己也要吃饭的。广东自由兑换外币是什么时候？1975年。毛泽东还没死呢、四人帮还在掌权呢，广东的革委会就已经开始准许外币自由流通了，因为它别无办法别无选择。在内地那就变成是私分国家土地，像后来被吹成是万里和赵紫阳政绩的那些什么小岗村的农民按一下血手印，把国家的土地拿来私自分了之类的行动。当然，很多这样的自组织都是犯罪行为的：我们反正也快要饿死了，妈的我们本村的农民当一当车匪路霸有什么不可以的？国家的车辆从这经过的时候，我们像铁道游击队一样扒上去，把里面的物资全都哄抢了，大不了公安局抓住我们，我们在监狱里面还能吃两天饱饭以后再枪毙呢。

社会秩序无法控制了，所以邓小平只能严打。严打并不管用啊，监狱是很贵的、枪毙也是很贵的，真正管用的当然还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什么意思？让香港老板来雇佣这些走投无路的、一文不值的、比香港李嘉诚那些做塑料花的女工还要便宜一百多倍的无产阶级。全球找不出这样比非洲还要便宜的人口了，把这些人口消化出来变成——搞什么呢，赵紫阳时代是搞什么？“两头在外”。我们要注意什么叫做“初始道路敏感性”，就是说一个王朝最初的军事结构和政治结构一直是没法改的。大清朝一直到末年，八旗子弟的制度都改不了，尽管八旗已经完全没有战斗力了。大宋朝大唐朝都是这样的：在起家建国时期形成的军事结构，然后演变成政治结构，都是只有亡国才能彻底修改。

同样，改革开放也是这样，改革开放的基本结构是两头在外。中国有什么？中国他妈什么也没有，要资源没有资源、要技术没有技术、要市场没有市场。有什么？有过剩廉价劳动力。我们不了解西方，这是香港人的事，香港人是主要中介者，把香港的西方资本拿进来，两头在外。什么叫两头在外？我们只管组装。原材料是外面来的，我们不懂也不知道；市场也是在外面。我们干什么？我们装配。别人的装配工人价格老贵老贵的，我们的人不值钱，所以来料加工。来料就是帝国主义、西方经济体系送来的东西给你装配，非常廉价的。这就是所谓的微笑曲线的底端，中国的竞争力就在于微笑曲线底端。廉价装配好了，送出去卖给外国人。消费市场在外面，原材料生产地也在外面。我们干什么？我们卖苦力。我们除了一身苦力和过剩人口以外，什么也没有。

好，这个基本结构发展下来，因为中国的过剩劳动力全球第一。印度、马来、东南亚有些劳动力，但他们不是过剩劳动力，他们在自己的没有经过革命破坏的村社组织和其他组织里面，他们不能随便释放出来。你不能说是，穆斯林小女孩一辈子不就业，是一个很大的过剩劳动力，你把她释放出来。不行，沙里亚法学家说了，我们的女孩子要嫁人要生孩子的，你以为她们不干活啊？她们干的活就是生孩子，哼哼，所以她们不能释放出来。只有中国能，于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秘密就在这里。直到现在，其实中国的经济基本结构也仍然是这样。有很多中国自由主义者以为中国经济已经升级了，但其实中国号称升级的所有东西，比如说什么太阳能板啊、什么电动汽车电池啊之类的东西仍然是这样的：从日本和德国进口零配件，然后装配起来以后算是中国的产品，再反过来出口。基本格局改不了，这也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路径依赖。

为什么这种做法在中国能够行得通，在苏联和东欧就不能行？苏联东欧从上到下，每一个人从出生开始都吃国家粮。改革开放的时候，你什么时候看见过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哪怕是看大门的机关传达室大爷，哪怕是失了宠永远升不了官的，一辈子骑着自行车上班的老教授和老秘书会去下海的？他们有一个组织身份，就相当于大清朝末期的八旗子弟。八旗那点老米饭在通货膨胀时代已经不值钱了，但是身份还在，而且那些老米饭也可以使他们吃不饱也饿不死，他们怎么也不肯冒险的。肯冒险的是什么？劳改犯、贫下中农、没有组织身份的人。编户齐民毫无依靠，只有被剥削，同样是被剥削的话，血汗工厂老板还比共产党的书记要好一点呢。因此他们肯接受任何条件，肯做代工企业的那种人肉电池。

苏联人做不了人肉电池，哪怕是苏联的落魄公务员落魄教师，穷得不得了。当时苏联的落魄教师落魄公务员还像80年代满洲的国有企业一样，还是比东南沿海的人肉电池要强一点的，他们当然更有同感。即使到了现在，按照字面计算，乌克兰人已经比江苏还要穷了，你要让乌克兰人的国有企业下岗工程师像江苏外资——不要说是内资了，外资企业待遇是最好的——像外资企业人肉电池一样工作，那是想也别想。号称是东欧最大自由主义者的捷克总理克劳斯扬言说：捷克工人的高福利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按照费拉右派的说法——当时还没有费拉右派，好吧，当时还是90年代，还没有费拉右派——如果是今天的费拉右派用对付拜登总统和西方民主党的荒谬评价的话，那就可以说是捷克自由主义者、捷克的公民党和右派各政党都是白左，万恶的白左，谁他妈的不是白左呢？按照何清涟她们在川普时代发明出来的那种白左标准来讲的话，全欧洲都是白左，除了纳粹党人以外，没有一个不是白左，连俄罗斯和前苏联各共和国也通通都是白左。

谁不是白左？谁是最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只有中国贫下中农才是最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们才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不要任何福利——连非洲部落和马来王公和马来穆斯林妇女都是要福利的——一点福利也没有，赤裸裸的自由主义劳动力，全世界最大的自由主义国家除了中国还能有谁？逻辑就是这么产生出来的。好，这些伟大的自由主义者，我们可以假定那些贫下中农是伟大的自由主义者，人肉电池自由主义者产生了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体系。就是说尽管每一个人赚得都很少，但是编户齐民的道理就是这样：编户齐民的财政制度是什么？租庸调制度。每个人给官府交一碗米一块布，最穷的贫下中农也能交得起。但是隋炀帝为什么那么富裕？因为人口多呀。人口很多，每人交一点点米，于是洛口仓的粮食几代人都吃不完，OK？这就是中国皇帝财富的来源。而比较复杂的财政结构，像佛罗伦萨的预算那肯定比南京要大得多了，它十万人口，它可不能靠编户齐民这样征税，它要靠商业税靠银行贷款之类的。但是这样复杂的操作，中国士大夫是掌握不了的。

改革开放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是，我的贫下中农，我的编户齐民现在给外国资本家打工。但是外国资本家只负责赚钱，我们跟外国资本家说好了，统治权仍然属于我们，所以分钱的时候，外国资本家拿走了大头，贫下中农只拿到小头，这小头当中我们又按照编户齐民的统治方式，国家拿走了这小头中间的大头，让编户齐民——编户齐民本来就比西方工人阶级要穷得多了，然后国家再拿走一批，更穷了。尽管每一个编户齐民给国家的钱只是一小点，但是因为编户齐民人口众多，10亿编户齐民8亿都是贫下中农，8亿贫下中农每人给国家一点，我们仍然可以像隋炀帝那样富裕。西方工人阶级虽然很富裕，但是国家拿不到他们的钱，国家不但不能拿他们的钱，还要给他们福利，所以西方政府反而没有我们富裕。隋炀帝看上去就比西方的军队要富裕得多，于是改革开放几十年以后，习近平看上去也比其他人、比俄罗斯更有钱。

但是俄罗斯的工人阶级至死也不愿意接受血汗工人的待遇，因此照中国改革开放学者的看法，他们不肯拥护市场经济、不肯接受市场经济。因此戈尔巴乔夫的体制内改革行不通，苏联在财政崩溃的情况之下垮台了。垮台以后最大受害者是谁呢？平时享有较高社会地位、是中产阶级当中处境比较有利的那一部分人口：军人、警察、学校教师。我们要注意按人头财政的原则，工资开支是地方政府的大宗，是财政开支的大宗。固定的薪水领取人是多少？那对于台湾就是18%。18%人口是哪些？军人、公务员、教师，这三者构成了依附国家的中产阶级的中坚。国家的财政一旦崩溃，首先倒霉的就是他们；国家财政丰裕的时候，耀武扬威的也是他们。他们永远不失业、永远不下岗，而且待遇还要比那些在私营企业靠自己打拼的个体经营者还要更佳；他们的生活比靠自己的企业家或者个体户要轻松舒适得多，但是他们的待遇还要更高。他们处在近水楼台，像八旗子弟更容易向朝廷施加压力那样，更容易向任何政府或者深层国家施加压力。怎么，现在经济都这么繁荣了，私营企业的工资都涨起来了，私营企业是什么人？他们读过什么大学？他们是台大毕业的吗？我台大毕业的，我的工龄都这么多年了，怎么可以比私营企业拿的工资要少？国家对不起我，你要当心。赶紧给你涨上来，怎么也比私营企业拿得多，好吧。于是，平时他们是最有利的，但是国家财政崩溃的时候，他们就是最惨的人。

国家财政崩溃的时候大家各自想办法吧。谁有办法呢？这时有办法的人就出现了，就是那些，比如说阿塞拜疆的侯赛因洛夫，他是一个有办法的经理。什么叫有办法的经理？没有办法的经理就是一切都等着国家计划，就是国家经常出文件训斥的那种“等靠要心理”的干部。国家不给他什么东西，他就什么也不做。有本事的干部是什么？我们主动去解决问题，但是国家也不问你是怎么解决问题的。答案是：我跟我的司机从一个亚美尼亚的私酒贩子手里面，搞了一大堆酒精和伏特加，存在我们自己的车库里面。别人搞不来的什么配件和零件的时候，我们带两瓶伏特加上门，嗖嗖嗖地就搞定了。我等于是成立了一个我私下里面的黑帮经济网来补充国家计划的不足，所以我才能够最好地完成国家计划，在上级领导的眼中我是一个能员干吏。请问在大清国眼中谁是能员干吏？是大学士倭仁呢，还是两江总督李鸿章？大学士倭仁是一个讲理学的蒙古人，他一天到晚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引经据典地说皇帝不讲道德，皇帝喜欢他一天到晚这么讲吗？他能给皇帝搞到钱搞到武器吗？国家有问题的时候他能搞得定谁？他谁也搞不定，这就不是能员干吏。李鸿章什么都能给你搞定，但是他要在体制外搞些花花活，还要给他自己的私人班底搞一些灰色收入。能员干吏就是这样的，他家里面存着伏特加，还有一帮名义上是司机或者是看门人的人实际上是他的打手。他可以用伏特加来贿赂你，也可以用他的打手来打你，所以他办什么事都方便。

等到国家经济突然崩溃，老老实实除了工资以外没有其它收入的军官警察公务员教师突然手里一个钱也没有了，通货膨胀一下，一辈子的储蓄买不到一瓶伏特加了，这时候就是这些人投机倒把的大好时机，他的黑帮可以合法化，他的地下经济形式一下子变成市场经济主力了。卢布不值钱没有关系，我可以给我手下的工人弄到冬天的燃料、弄到平时吃的食物，因此跟着我的人都有好日子过，别人都混不下去，于是权力自然就聚集在我手里面。我手头有了打手，有了工作人员，大多数人都失业，普京同志就在到处找工作，很多克格勃的同志在这时候像普京一样找不到工作，他们干什么呢？我有一技之长吗？没有呀。当鲁迅先生那个时代北洋政府发不出工资的时候，大家就哀叹说教育部他妈的最没用了。司法部，我可以下海去当律师呀；实业部，我可以到铁路公司去任职呀，我能当工程师呀；教育部你他妈的能干什么？屁也不能。对了，我还可以写杂文。袁世凯称帝的时候，我从来没有骂过袁世凯一句不对；段祺瑞他们还没有称帝呢，我就把他们骂得狗血淋头。为什么？因为袁世凯时代还不拖欠工资，段祺瑞拖欠我的工资，我还留恋他干什么？我顿时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一面当公务员，一面当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是多么便宜的事情，新文化运动就这样产生了。新文化运动的根本就是因为段祺瑞政府发不起工资，而袁世凯好歹还能够借到善后大借款，给大家发工资，所以他称帝也很合理。鲁迅先生的新文化运动的真相，从形而下方面的真相其实——当然这不是全部真相，但这肯定也是真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是这样产生的。

然后寡头就这样产生了。寡头是有办法的、同时掌握着白道和黑道的经理人，他们有些人按照西方标准同时也是黑道打手，那是很自然的。在苏联晚期那种不规范的市场经济当中，你发生纠纷去找法院那是屁用也没有的。法院院长干什么事情呢？法院院长到街上去卖香烟去了，法院院长准确地告诉你：“我干了20年，论级别相当于一个师长，但是国家发给我的工资买不到一盒香烟。好在我平时是抽香烟的，经常买一些黑市香烟，我跟那些黑道香烟贩子算是认识，现在他们愿意拉我一把，带我去卖黑道香烟，所以我他妈的也不上班了。”愿意上班的那些人呢，不要说是一卡车了，就用20包进口的美国香烟，就可以把你收买到了。拿着这些美国香烟你可以换来很多牛奶给自己的孩子们当奶粉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大家攻击亨特·拜登拿乌克兰检察官维克多·肖金（Viktor Shokin）出来说事我就在那里哼哼哼的原因。我不熟悉亨特，也不熟悉美国人，但是我知道乌克兰的检察官和司法人员什么样子，就是这个样子。他们还停留在苏联解体时的那种状态，国家发的工资完全不能养活他们，人人都腐败，要么就是人人都靠第二职业挣钱。

这种状态我也很熟悉。1995年的时候，我在内江实习的时候，内江市公安局全都是那样子的。公安人员不去上班，准确地说他们像我后来所做的那样，也许我是从他们那里学来了一部分经验也未可知，就是上班上半小时，然后就脱下警服，跑到大街上去卖香烟去，他们卖香烟挣到的钱比国家发的工资要多。当然你也可以想象，与此同时黑帮暴力团在街上打架的时候，他们是根本不管的。苏联就停留在这种状态。然后这些企业家发生纠纷以后，他们会不会去找法院？答案是：A.他们不找法院。他们让自己的司机组织一帮打手——要招打手很容易啊，现在大家都没饭吃，有饭吃有伏特加喝，找一帮身强力壮的男人给我当打手，很容易的——让我的打手去打了他。我是企业家还是黑帮？西门庆算企业还是黑帮？美国人如果了解全部情况以后，会说你们他妈的全都是黑帮；但是如果不了解全部情况，又可能稀里糊涂地说：“啊！你们代表市场经济的新走向！”拍拍肩膀，“俄罗斯人民总算给自己找到了新出路，乌拉！市场经济万岁！”其实这完全是一个信息充分不充分的差别。B.选择的是，我们去打官司。去打官司的时候，带上一些伏特加和各种紧俏商品，把那些穷得要死的法官检察官统统给我收买了，买出一个对我有利的判决。

我他妈只是个地方寡头，我的欲望是不大的。跟叶利钦总统作对，我没有这个意思；跟切尔诺梅尔金总理争夺权力，我没有这个意思。中央以及总统说什么什么，或者谁当总统，那不干我的事情，我只要在地方上有一点欺男霸女的权力，把我的生意做好就行了。不管中央你是谁当权，我都愿意屁颠儿屁颠儿地给他送礼，把他的关系搞定，我绝对没有抢你位置的意思，也绝对没有反对你任何政策的意思。你要市场经济就给你市场经济；你要统制经济就给你统制经济。要大家自治，我们成立一个西伯利亚共和国也可以；要垂直领导，我们统统让克格勃的人来也可以。只要我们在地方上继续能搞定就行了。

好，全俄罗斯很快就落到这样的能人手里面。俄罗斯人民呢，在经历市场经济的初步洗礼以后，就有一个痛苦的发现，就是说是：妈的，资本主义还真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好玩的。如果我到美国去的话，可能即使我是一个天才数学家，我可能只能当个看大门的人。我需要的是什么呢？我需要的是俄罗斯古典文学、伊凡雷帝那时候的古典文学《治家格言》里说的好的“当家人”。什么叫做当家人？是一个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概念，就是一个男性家长，他有很多任务，包括把他的家业治理好啦，兢兢业业勤勤苦苦监督所有人要好好工作、把家兴旺起来，同时也要打他老婆的屁股。《治家格言》引起西方人的注意，主要是因为涉及到打老婆屁股这方面，它详细解释了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打老婆的屁股、应该怎么样打才合理之类的问题，在西方人看来就是俄罗斯人野蛮的一个证明。但是我必须公平公正地说，西方的下层阶级大概也是打老婆的，只是中上层阶级尊重妇女而已，好吧。

伟大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国家出着粮来养着他们当上等人的时候，他们以为自己是精神西方人。吃着俄罗斯的饭，当精神西方人，对于《治家格言》和所有俄罗斯传统文化全都嗤之以鼻。而俄罗斯人民，可怜的俄罗斯人民没有那么高的地位，他们只是希望有一个好的当家人，只要当家人能够保证他们有饭吃、面包能够吃饱，日子好过的话，让当家人打一打屁股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事情。然后等到苏联解体以后，大家都没有饭吃了。当初主管舆论、在90年代初期主管舆论，把当家人说得一文不值的俄罗斯自由派知识分子说话也没人听了。叶利钦总统在刚刚出道的时候，他是一心模仿自由民主的，但是在他的晚年也得到了一个鲍里斯沙皇的绰号，为什么？因为人民怀念沙皇。沙皇是最大的当家人，人送外号沙皇小爸爸；叶卡捷琳娜是女皇，她的军官和人民就管她叫叶卡捷琳娜小妈妈。这个意思就跟中国所谓父母官的意思是什么一样。可怜的中国人民是真心想要自由民主吗？编户齐民愿意要自由民主吗？在自由民主之下你不知道手脚往哪里放，你根本挣不到钱。不，编户齐民需要有个父母官。父母官会把这些调皮捣蛋的屁股打烂，让那些比较老实的人一方面不受调皮捣蛋的人欺负，一方面在纳粮纳税以后可以安宁地过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