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开始了。阿姨您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Edward。今天本来想向您继续请教一个和本次美国大选有关的会员问题的，但是突然昨天在网上看到了很多最近的一个突发事件的新闻，就临时改变了主意，然后想先向您请教这个事情，然后如果后面我们还有时间的话，再来提问这个会员问题。就是说就在前几天，在郑州的大学生当中，突然流行起在半夜骑共享单车前往开封的活动。郑州和开封两座城市之间的距离大约是50千米，骑车数小时就是可以到达的。据说有超过20万人参与骑行大军，绵延数十千米，非常的壮观。类似的活动很快也在北京、武汉、成都、合肥、西安等大城市的大学群体当中风靡，甚至还有人拍到退伍军人参加骑行的画面。中共当局也迅速地对骑行者们进行打压，例如出台一些禁止学生离开大学、强行把共享单车锁住等等的措施。阿姨您在推特上也是说了，这表明最近习近平面临的形势似乎非常的不妙。
那么想请教您，从疫情期间的富士康大逃亡、到白纸运动中河南各大学的活跃、以及本次事件，似乎都显示出河南相对来说是中共政权控制很松懈、民众活力充沛的一个地方。我们还可以看到，某种程度上讲，河南有很多有一定组织度的群体，比如说有很多的基督徒家庭教会很发达，另外河南有很多回民，并且他们也经常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维权的活动。这是否与其黄泛区洼地，所谓的「海陆枢纽驻马店」的形象有矛盾呢？或许历史上的河南曾经是中华帝国的核心，但是今天的它是不是已经变成一种被中华帝国遗忘的角落呢？一个因为共产党不重视或者控制不住，所以它的自发秩序能够野蛮生长的一个地方？您觉得黄泛区是不是会在不久的将来，再次成为中国崩溃的一个重要的导火线？
刘仲敬：这个显然是一个游民人口的现象。游民人口的出现跟去全球化是有密切关系的。本来中国的游民人口充当民工来支持全球化，是全球化得以顺利进行的主要原因。游民人口就是无主人口，像大宋汴京城到处打工当轿夫啦，也有一些象是小说中间[宋七公、水浒梁山好汉那样，变成游民和犯罪分子，家无隔宿之粮、没有固定归属。什么叫有固定归属？就是比如说像岳飞那样，他们的家族在汤阴或者其他地方有一个宗族，本宗族有一个公共基金，成绩比较好的子弟，比如说像岳飞可以到这个公共基金里面支取学费，这个公共基金和他的家族就是一个地方组织，在危难时刻可以起保险作用。而脱离了这些地方组织，那么你到汴京城去打工，你就完全没有任何依托了，因此你就变成一个社会动乱的因素。
游民人口的增加和社会组织的虚弱，就是去封建化的结果。因为最高度发达的组织就是封建主义的组织，陈国、蔡国、周天子承认的各酋长国和诸侯国。但是这样的酋长国和诸侯国必然要威胁中央集权的统治，所以周天子的权力就不大。秦汉的君主就容不得诸侯国的存在。消灭了诸侯国以后就要进一步消灭豪强，就是游侠之类的东西，像朱家郭解之类的角色（注：史记·游侠列传），被汉景帝和汉武帝系统地清除，因为他们的势力太大。像剧孟（注：是汉景帝时期的一个游侠）一人可以决定周亚夫的汉军和吴楚七国联军的战争胜负，对于汉景帝来说这已经是太可怕了，这种人一定要消灭。但是古代的帝国消灭到儒家地主宗族这一级也就消灭不下去了，再消灭下去超过他们的技术能力、也超过儒家官方学说能容许的限度。所以像岳飞的宗族，或者是像曾国藩他们的宗族，是百越部落演变来的宗族，可以构成基层的稳定力量。
赤裸裸的原子人，脱离了自己的宗族，比如说流窜到大运河的商业城市扬州、东昌（注：东昌府，山东西北）这一类的、通州这一类的城市去打工，比如说跟南下或者北上的运粮船之类的搬运粮食口袋当搬运工挣钱吃之类的，他们脱离了原有的社会组织，很容易变成盗寇的。而他们因为自己的处境很不安全、缺少保险系数，所以他们就要依靠官方所谓的「邪教组织」，例如是像佛教的分支之一罗教（注：罗教，又称无为教、大乘教，中国明清两代流行的民间宗教）的保护。罗教可以创立自己的神话，什么翁潘钱三祖（注：翁岩、钱坚和潘清在青帮中被尊称为“三祖”）之类的神话，在各口岸沿着大运河的商业口岸建立庙宇，这个庙宇就是个公共福利组织。罗教本身的信徒有了贫病，穷了没有钱了、或者是生了病没有办法找到治疗的时候就跑到这些庙里去，庙宇的住持就会治疗他们的教友。
当然罗教这样的民间宗教就有很大的危险性，它们可能会变成反清复明或者叛乱的力量，也可以变成帮助朝廷支持大运河运粮的力量。所以乾隆皇帝的朝廷也采取双重政策，一面打击镇压、一面收买招安。用这种方法，双管政策的结果是产生了近代的青红帮（1726），地下帮会、秘密宗教之类的组织就是这样产生的。他们都是在封建组织遭到最大破坏、游民最众多的地方产生出来的，所以才会被称为邪教。为什么称为「邪教」？就是邪教一方面是相对于正，正就是官方，官方愿意承认的宗教就是正教，官方控制不了的就是邪教。
另一方面呢，从民间的角度来讲，封建性比较强的宗教社会责任感比较好，对于主流社会来讲，给人的印象是社会责任感比较强。例如香港的基督教会人数很少，但是通常都被认为是正教，就是因为它的社会责任感很强、做了很多公共福利事业，所以在民间引起了比较正面的观感。而立足于江湖社会的游民组织的地下宗教，像朱元璋、陈友谅所来自的摩尼教分支白莲教之类的，给人的印象就是对于主流社会来讲是不负责任的，所以他们被称为邪教，所谓不负责任就是缺少封建性。越是封建组织退化和瓦解得彻底的地方，游民就越是多、邪教产生的可能性就越大。特别是宋元以后，黄泛区的社会组织全面退化，像吴越那种大地主或者巴蜀那种大地主是财大势粗的儒家宗族、或扬州盐商那样的组织渐渐消失。就像袁世凯所说的那样，河南是一个只有小地主的地方，没有像吴越那样的大地主；更没有像是赞米亚地区，像曾国藩他们秦良玉他们那种，由土司封建组织转化而来的地主；虽然名义上批了一层儒家的皮，像邓秀廷（1889-1944）这样的军阀，他们自身的战斗力和保护能力都是很强的。
而河南的小地主和小农，河南、陕西、山东，像习近平他们家就是一个典型的小地主，顶多就是比贫下中农多两亩地，但是文化程度很低，达不到能够变成儒家知识分子的那个程度，社会威望也很低，没有办法像，比如说像林语堂（注：1895-1976，福建漳州）他们家当牧师的时候，跟他们竞争的金公公这样的信奉佛教的地方乡绅那样，能够在水灾的时候负责修路、提供公共服务。他们有点钱也就顶多是给自己再买一点地、或者给自己的家人改善生活，甚至达不到建立大宗族那个地步，更不能给乡里提供公共服务，因此乡里也不把他们看成是保护地方利益的代理人。就是为什么当共产党发动土改的时候，北方中原各地的解放区斗争格外残酷的原因。而封建性比较强的地方，地主本身就是个准政府，他很容易把他自己的支持者武装起来，变成共产党所谓的「叛乱势力」。
反过来，正是因为社会组织的薄弱，统治一盘散沙的官府自身不需要有很强的力量，所以统治他们的官府也是实力薄弱的，社会形成一个非常扁平的状态。非常扁平的状态，就像是森林砍伐殆尽以后的一片黄土，稍微风吹雨打一下，没有森林维持水土，土壤就很容易流失。没有社会组织的民众抗风险能力是极其薄弱的，平时的时候也很容易为了极小的代价出去打工、背井离乡。而封建组织比较强的地方，一般来说，比如说像现在乌干达的基督徒留学生，往往是酋长儿子之类的，跑到美国教会来学习经验，然后回去以后他还是酋长的子弟，必然就是当地的重要人物，他没有在美国黑下来的动机。因为美国的物质条件虽然好，他黑下来了以后，原有的社会地位却没有了。
凡是封建性比较强的地方，都很难大量地释放像汴京城那种流亡劳动力。汴京城的流亡劳动力，跟全球化时代中国释放出来的民工根本就是小事一桩，在全世界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印度、马来西亚之类的地方，和在民国时期的东莞，都释放不出这样多的劳动力来；原因就是因为当地的社会组织，比如说地主豪强和宗教领袖还在，他们能够给当地的穷人提供保险，而穷人有了保险以后就不愿意背井离乡了。只有在穷人没有保险的地方，才背井离乡出外打工。打工经济是中国经济的核心，富士康就是黄泛区经济的核心。而且即使是外资主要集中在吴越和南粤，那仅仅是因为地理和交通成本的缘故，他们吸收的也是大量的内地劳动力。而本地居民呢，往往是准备利用土地价格的上升，自己坐吃山空或者当小老板，而不大肯去打工的，吴越和南粤的本地人是很少去打工的。这就是全球化经济的根本结构，而这个根本结构就意味着，打工人是张献忠和流民战争的替代品。
打工经济的兴起，使得八九十年代社会解体造成的流民战争得以推迟。八九十年代社会解体的原因是什么呢？是50年代土改和三反五反，摧毁了以地主资本家为代表、但是不限于地主资本家，例如西南的土司势力是比地主资本家更强的组织势力，也在镇反和诸如此类的剿匪活动中被消灭了。然后所有人都理论上应该纳入列宁主义的党国控制之下，但是党国是负秩序生产者或者说是减构者，就是说它是没有能力像自发秩序那样，比如说像蒙古部落的酋长或者是湖南的土司那样，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地保护他们的人民、养活他们的人民。而列宁主义的党国在一开始的时候，苏联最初开始搞集体农庄的时候就证明，集体农庄根本不能像东正教农民那样维持有利可图的生产，尽管国家给他们巨大的优惠。他们只能吃老本和预支未来，几十年功夫就把老本和未来全都吃光了，然后自己维持不下去又垮下来。
八九十年代的列宁党机构又变成像明清王朝一样，是一个只负责统治的机构，不再负责生产组织了。而被共产党打了地主、送进人民公社、然后人民公社又垮台以后，回到社会上的几亿农民和游民失去了控制，变成赤裸裸的盗匪。这就是为什么徐州变成拐卖妇女的中心，因为法纪已经荡然，任何人跑到那里去，弱者像妇女儿童很容易就被拐卖了，整个社会已经全部张献忠化了。一方面所谓的开明政策只惠及体制内的人口，吃国家粮的知识分子感到自己的压力减轻了，但是体制内人口才多少呀，几千万人口而已。10亿人口当中的8亿，既没有了传统地主资本家土司豪强的控制和保护，又没有了人民公社和列宁党国有企业、列宁党党国机器的控制，游离在外变成张献忠了。
邓小平发动严打（1983），就是因为他根据他的政治经验看出，这种情况必然会导致危险的游民战争。但是严打并不管用，严打无非是崇祯皇帝三饷的重演。崇祯皇帝征三饷为什么失败了？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崇祯皇帝不能像大清皇帝和邓小平那样取得海外资源。要镇压游民那么就需要更多的官兵、更多的官兵就需要更多的粮饷，所以就要征三饷；三饷征得更多，于是原来不想当游民的贫下中农也不得不去当游民了，于是叛乱进一步扩大；于是叛乱进一步扩大又需要更多的官兵去镇压，于是又需要增加三饷，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收的钱越多、贫下中农变成游民的就越多，贫下中农变成游民的越多，像左良玉（1599-1645）这样的官兵就要越多；左良玉这样的官兵越多，三饷就要征得越多。一波一波地上行，最后反而是三饷征得越多、官兵越多游民越多、游民战争越扩大，最后崇祯皇帝就上了煤山。
大清本来是面临着同样的局势，但是这时左宗棠、胡雪岩、李鸿章之类的人介入了、戈登将军带着英国兵来了、胡雪岩带着德国贷款来了，欧洲人的资源输入大清朝廷，赫德爵士的海关为大清朝廷提供了训练欧洲化新军的财政准备。欧洲化新军可比崇祯皇帝的左良玉就要强得多了，对于各种流民和叛军拥有绝对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因此欧洲帝国主义，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把大清国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主义国家，正是这个半殖民主义的性质拯救了大清，使得大清没有落入张献忠的手里面。袁世凯和黎元洪对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他们知道要避免在动乱时期出现白朗（1873-1914）这样的游民武装，关键的问题还是要紧跟帝国主义。
邓小平用同样的方法来解决他的问题。什么叫改革开放？就是引入外资呗。帝国主义的金钱救活了奄奄一息、连演习的时候连火车时刻表都维持不了的人民解放军、连沙甸的穆斯林民兵都打不赢的人民解放军。请问人民解放军如果十年二十年都打不赢沙甸的的民兵，那么它也就没有办法镇压各地的梁山好汉了，于是梁山好汉做大了以后形成军阀，跟人民解放军分庭抗礼。而人民解放军因为得不到政权给予的粮饷，自己想办法去打野食，渐渐地也就会失去控制，自己也会变成军阀化，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邓小平再怎么征三饷来强化镇压力量，只会恶化局势的来临，真正管用的还是引入外资，一方面游民有了工可以打、有了钱可以挣，就不再去做游民了，社会治安全面好转。另一方面，民工美元改善了人民解放军的粮饷和装备、增加了各省和各个地方公务员的补给和装备，使得养警察养军队重新变得可能了。这条路等于是走胡学岩李鸿章时期的老路，但是他是以胡学岩李鸿章所不能采取的那种浪费性的手段，一次性地把人矿给用完了。
人矿被用完以后，本来曲线还是慢慢向下的，还要有几十年时间才会见底，但是由于习近平和伟大复兴的缘故，它在人矿还只是在供应下行，像大庆油田的石油一样供应减少，还不是一下子一天之内就完全没有了的情况之下，突然咔嚓咔嚓地爆发政治冲突和贸易战，使得外资大幅度撤出。尤其是香港事变（2019-2020 Hong Kong protests）。改革开放跟香港是共生关系，香港是改革开放的主要窗口，大部分外资是取道香港、而且依托香港才能进入中国的，香港的灭亡就是改革开放经济的灭亡。改革开放经济的灭亡就意味着农民工失业、地方政府没钱、警察发不出工资、地方全面恶化，原有的最安全的上等人，政府官员和外资企业变成了张献忠的目标。
那么剩下来的事情是什么呢？游民和失业大学生已经感到了他们没有未来。这时原有的社会组织度的差异就显现出来了。湖南的贫下中农去柬埔寨打工打不成了，他的办法什么呢？到缅甸去当雇佣兵，或者是到越南边境寮国边境去当雇佣兵。它原有的土司和豪强跟缅甸寮国和高棉的豪强有密切联系，它们地理位置又接近，赞米亚七省的劳动力，渐渐卷入了缅甸的军阀战争和境外的经济活动。它的封建性较强，就体现在于劳动力是有一定保护人的，而且他们是分小组活动的，每一个封建领域都不大，因此不会爆发一下子就几百万人出动，「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样大规模的流民战争，而是只会表现出小规模的像彭加声、彭德仁那种小规模的土司战争。
但是中原的情况就不一样了。黄淮海大平原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他们没有土司、离边境又远，他们不会去到东南亚的军阀混战，或者电信诈骗集团的开发区去讨生活，他们只有一个富士康。以前是有地主、然后是有人民公社和国有企业、然后就是靠富士康了。富士康一垮，大学生和所有的人民都失去了出路，他们感到了自己的未来没有前途，而他们自己又缺乏纵向的封建保护人和横向的联系。横向的联系需要有天然的领导人，要么在没有天然领导人，就需要装神弄鬼，大楚兴陈胜王、红巾军、白莲花开弥勒佛出世，对了就是全能神教。全能神教出现在招远（2014），也是黄淮海平原地带，他们必定在地下活动。将来能够在黄淮海平原出人头地的，就不是彭加声、白所成这样的土司式的小军阀，而是朱元璋、陈友谅、刘福通那种大规模的邪教组织了。
无主游民就要到处转，为什么文革时期的大学生红卫兵到处串联呢？因为中苏决裂以后中国的计划经济陷入穷途末路，没有办法给你找工作。在苏联援助扩大计划经济的情况之下，至少是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毕业生你可以找到工作，大学生可以去做干部，中专生之类的可以是做技工。但是到王小波那个时代，为什么取消高考？为什么贫下中农要下乡？贫下中农要打苏联老干部是毛泽东的政治斗争，但是打了老干部以后苏联式的国有企业还是搞不起来，毕业生还是没有出路，只有让你们下乡种地去，免得你们留在城里面，留在城里面不闹事能行吗？中学毕业了以后少数人上大学，大多数人是干什么去了？是当技工或者是工人的。但是苏联援助停止以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无法扩大，不能容纳更多的城市就业人口。所以大学停办，没有前途的青年替毛泽东利用一下。
毛泽东作为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懂得利用资源，但是资源不是他创造出来的。他看出，像五四时期那样，找不到工作的学生是一个制造动乱的力量，当时可以用来打击北洋军阀的势力，现在可以用来打击苏联老干部的势力，他就这么用了。但是这些势力是形势造成的，并不是他自己制造出来的。没有出路的学生很高兴像王小波描绘的那样，大学停办，反正上了大学也不会有什么出路。他们没有钱有体力，听到毛主席一声号召到北京去，坐上火车都到北京去了。毛主席说火车不准收红卫兵钱，他们太高兴了，等于是公费旅游，于是就一拥而上到了北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打击修正主义分子。毛主席说，你们现在处境不好都是修正主义分子，封资修，封资修老爷——封建主义就是过去旧制度时期，共产党得势以前的旧制度的残余势力，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残余势力，修正主义就是苏联老干部他们的残余势力，这三者是你们的统治者，你们的不幸都要由他们负责。幸好我毛主席来领导你们，让你们可以出一口气，快把封资修势力打翻在地，把他们活活打死或者批斗倒，打了他们以后你们的日子就好过了。然后这样一来红卫兵可以出一出气，毛主席呢则打倒了自己的主要政治对手。
当时的红卫兵跟现在的骑自行车的人一样，都是知道自己将来没有出路。不像是倒退十年，1955年他们觉得出路很好，苏联专家会领导他们建立新的国有企业，是吃国家粮的上等人，那时候他们是不会闹的，即使是有毛主席号召他们也不会闹。当然毛主席也不敢，那时候他领导红卫兵闹事的条件不成熟，如果真的闹的话，只会把他自己给闹掉，老干部会和斯大林同志和苏联老大哥联合起来把他们搞死的。但是现在没有苏联了，老干部的势力受到极大的削弱，游民到处流窜，可以为毛主席所用。但是即使毛主席不利用他们，游民还是会到处乱窜的，他们毕了业没有工作，他们能不到处乱窜吗？把他们全部送到夹边沟，也没有那么多监狱可以用啊。只有文革大武斗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8亿人的农村才能容得下他们。为什么毛泽东能够打倒老干部？因为老干部的办法就是建立国有企业，现在国有企业推不动了，他们就没办法了。而毛泽东呢有些严重违背列宁主义原则，但是却管用的办法——武斗解决你们的问题、上山下乡解决你们的问题。马克思没有这么说过这不重要，但是它能解决问题，所以毛泽东又赢了这一回合。
现在的改革开放干部和血汗工厂，发挥的作用就是50年代的苏联专家苏联老干部和国有企业发挥的作用，大多数劳动力都在指着他们吃饭呢。封资修封资修，人民痛恨封资修，但是没有封资修他们就没饭吃、没有万恶的资本家和帝国主义他们就没饭吃。现在帝国主义愉快地滚蛋了，就像苏联专家愉快地滚蛋一样，于是人民立刻就没饭吃了，他们就开始到处游走。这就是类似文革、类似流民战争的社会大动荡的客观基础，这个基础不是习近平和任何人能够制造出来的，但是谁也没有办法收场。改革开放干部现在是完全丧失了收场能力，自身难保了。而习近平呢？他跟毛泽东不一样，他并不准备发动底层群众起来打倒改革开放干部，改革开放干部自身也是群龙无主，那只能够软拖硬抗，搞阳奉阴违的办法，并不能像彭德怀、刘少奇那样真的威胁毛泽东的统治权。
所以各方面都没有把占中国人口绝大部分，没有前途完全陷入绝望的民工人口、和流氓知识分子、五四时期所谓的「丘九」红卫兵人口计算进来。帝国主义也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民运也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改革开放干部也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习近平和中华民族复兴也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但是他们存在，他们相当于欧洲几个大国的人口总和，他们的肚皮空空没有钱，但却有很大的精力和活动能力，他们自发地产生出活动能力了。
露在表面上的就是，年轻人想要玩一玩这很正常呀，谁在年轻的时候不想玩一玩，骑一骑自行车、住一住青年旅社，搞一些廉假的旅游活动，正常啊。但是全国红卫兵上北京，这就不正常了对不对？任何时代的学生都在玩，但是都是小组小组地，人数很少地分别去玩的对不对？一下子全都集中起来，几天时间内几百万人都跟着学生去骑自行车了。喂喂喂喂喂喂喂，几百万人不想挣钱啊，放着钱不挣到处去花钱这有可能吗？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他们自己本来也没钱可挣对不对？红卫兵一下子能搞出那么多人去北京朝拜毛主席是什么呢？他们本来就没有工作可做，如果本来一毕业以后就可以到大庆油田去当工人或者是当技术员，他们舍得放弃铁饭碗到北京去串联吗？不可能的事情。反正现在大庆油田也不招生了，何必呢，反正毕业就是失业了，闹一闹吧。
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以前错过了到富士康打工的机会，不划算；错过了毕了业以后就当国家干部的机会，不划算。现在划算吗？公务员你得考上吗？做梦去吧，跟中彩票差不多。打工到哪里去打工？外资企业都在跑。外资企业也跑了，靠外资企业和民工美元间接赚钱的各种次级三级企业也就跟着垮了，神速效应嘛。既然大家都没事干，闲得无聊，那么玩一玩又有什么不好？每一个个别的人都没有想到，玩的规模太大了会出事，但是他们惊讶地发现，来玩的人比他们自己想象的还多，整个人口都动了起来，整个社会的主力人口都变成了游民。那么北京火车站容得下这么多红卫兵吗？北京火车站必然会变成一片垃圾的海洋。红卫兵像1988年海南大开发，无数大学生都跑到海南去打工，当地根本没有这么多工作机会，海南的投资项目也是失败的。当地政府还得害怕这么多年轻人来了，发生刑事案件或者是发生群体性暴力事件，还得想办法筹钱来给他们吃人才饭，人才中心给那些找工作的大学生吃饭，尽量疏导他们。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游民战争的预演，过剩人口很容易爆发危险的局面。
但是幸好海南大开发虽然没有成功，但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开发是实实在在的，外资真的进来了，在海南没有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到深圳去到东莞去，别的地方真的找到了工作，有很多还发了财。在这种情况下，1988年海南大开发那个游民战争的，那个场面就跟红卫兵进北京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上一次是到北京去，这一次是到海南去。只不过这一次帝国主义克林顿总统拯救了你们，外资企业发了一笔财，也让你们有了工作可做。现在同样的情况，像1988年和1966年的情况同样出现了，没有出路的游民到处流窜，今天去郑州、明天去都江堰、后天去马鞍山、大后天就到北京去了。无论哪一个地方，郑州如果你来几百人或者几千人，很高兴，赚你们一点小钱，就算是我们发展旅游业了；一下子来几十万人，开封立刻就变成了垃圾场，旅游业也发展不成，维稳的成本比起旅游业赚的钱还要多，于是他们也由支持变成反对了。
那么怎么样控制呢？对于大学生用传统的手段，让你们的指导员到学校去：喂喂喂喂喂，上级领导说了，你们不准出去，通通给我留在校园里面。社会上的游民就要复杂得多，不见得这样做就搞得住，他们借大学生开个头。大学生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是开一个头给别人提供掩护，很容易因此而成为牺牲品而开头。别的地方开了头以后能不能跟得上，那要看社会形势。比如说巴黎公社后来就跟不上，为什么呢？因为法国资本主义发展得正好。学生们像雨果的小说或者是像歌剧《悲惨世界》那样，在1830年和1848年筑几个街垒，但是后期根不上，大多数人并不想跟进，所以社会并没有陷入动乱。但是像1966年、1988年的情况，后期人们大量跟进的话，事情就不妙了。
现在的情况就是，跟进不跟进不取决于行政措施，例如大学生不要出校园；也不取决于维稳措施，像严打、三饷之类的；而是在于这么多巨大的人口有没有出路。赞米亚方面的出路很明显已经表现出来了：到越南、寮国、缅甸去从事封建战争，这就是他们的出路。但是这个战争规模不算太大，也能掩饰下来，大不了像唐继尧时代那样，西南几省糜烂，形成小军阀，不会影响大局的，离中央还差得远呢。但是黄淮海平原一旦动了起来、游民一旦到了北京，那么蔡奇同志费了这么大劲驱逐低端人口（2017），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在经济下行期，党中央早就预见到经济下行期会出现社会动乱，先下手为强，把经济高潮期可以宽容的低端劳动人口驱逐出去，维持北京的安全。
所以我们的维稳力量如果现在还在的话就是，虽然张献忠可以到高端学校去杀儿童，但是是个别现象，我们从集体上来讲，还是不能允许流民人口进北京，暂时我们还能够阻止流民人口进北京。但是响应学生到处跑的游民还有退伍军人这么多，那就说明社会上无所事事的游民人口已经积累到了一个临界点，就算是学生不去，他们也会通过其他的方式，人总是要活动呀，这个其他方式也许就是全能神教。全能神教不是像当年的白莲教一样神龙见首不见尾，有发生刑事案件的时候冒一下头，平时好像不存在一样，但是大家都知道它是存在的。谁知道他们会随时，在动乱时期也许就只有他们这样的组织才具有保护能力。同时，即使是比如说在开封一个地方暂时镇压下去了，没有出路的人口还会往其他方向流动，闹出其他的群体性事件。
由于没有帝国主义太上皇来收拾这些劳动人口，老实说，这些人口唯一的出路就是战争，往哪个方向引的问题。国家把他们组织起来变成劳动军或者是炮灰兵，把他们拉到台湾去打仗，这就算是解决了治安问题了。如果拉不出去的话，一次可以镇压下去，过几个月——你想，你以为学校有很强的保安力量吗，没有啊。大学生肯安安静静待在寝室里面，以前是因为怕死，大家都害怕武汉肺炎；现在就是明明白白为了维稳，而且不让你出去玩。不让你出去玩，那么当然是有办法的了。如果我本来要当研究生的，学校可以搞掉我的研究生、搞掉我的公务员，那我真的是不敢出去了，犯不着嘛。但是如果我是现在大学生的百分之八九十，第一我别想考上公务员、第二我连富士康的工作现在也找不到了，第三，学校开除我有什么问题呢，现在开除我就提前两年去混社会了，不开除我我就过两年再去混社会，只有这两年的差别。我唯一害怕是我老爸老妈会不会因此而不给我打钱。
如果我老爸老妈也是贫下中农，我平时，就像余杰（1973-）有一个朋友摩罗（1961-），他曾经报道过1988年海南大开发那些流亡大学生的惨状。他在九十年代末期，跟刚刚出台的余杰他们一起出版的那些《耻辱者手记》（1998）之类的杂文作家，后来变成了一个，我觉得他的英语可能不太好，他没有像余杰那样皈依基督教最后跑到美国去了，而是留在国内，渐渐地就只能走大国复兴的道路，变成官方的吹鼓手了，底层人民也就只能这样。那么这种底层人上了大学，家里面自己也是穷人，他只能够靠打些零工，比如说在街道上发广告传单之类的，在商店之类的地方打杂之类的挣点零花钱；在学校里面，比如说高考来了，学校需要阅卷老师，需要给阅卷老师打杂的大学生研究生，他去临时凑点收入；或者是勤学能够拿到什么奖学金之类的，过着苦哈哈的日子；平时不敢吃肉，吃豆腐当牙祭，勉勉强强度日。
这些人他们的钱不是家里面给的，家里面也约束不了他们，而全球化一旦结束，他们连打工的机会都不好找。本来别的学生在睡觉，他们5点钟起床，到小老板那里去给他们收拾盘子炉灶之类的，准备混一点小钱，现在这些小摊子都收摊了。家里面又没有办法给钱，学校要的学费又不能少，他们本来就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要被开除了，请问他们还会害怕学校开除他们？他们恐怕会继续闹吧。这些学生的比例有多少？社会上跟他们同样没有出路，不在乎到看守所去吃一点公家饭的游民人口有多少？很难把他们全部管住的。
现在的事情就是一个测试，这事完全属于意外对不对？美国人或者习近平或者是改革开放干部，任何人都没有料到会出这些事情，但是干柴烈火积累到一定程度，这些事情就出了。接下来的事情，具体的某个单位，例如某某某大学也许能管住一部分学生，但是可能有一部分学生，老子出去以后就干脆不回校了，回校还要给学校交钱，我索性就混江湖。这一次出去，加上平时我混江湖结识了一些朋友，也许是全能神教的人、也许是其他黑社会的人。国家不给我们出路，我们自己搞，我们搞一个地下赌博场，立刻就把自己的钱赚回来了，比起留在学校里面当好学生，毕业即失业要好得多。玩一下，跟江湖朋友交涉一下，再跟比如说公安局的腐败警察交涉一下，我们开一个联合赌场或者传销组织，自己能挣到钱，公安局分一部分钱，这不是比留在学校好得多吗？我可能就走上这条路了。
每一次走出社会，就产生出一批这样的新的社会人。也许暂时能够把这些全国到处跑的大学生和游民暂时分散开来，暂时不出暴露性的公共事件，但是他们的去向是什么呢？必定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走入跟电诈集团差不多的各种灰色产业链里面，去卖人肉包子去了、去参加邪教组织去了，然后积蓄着下一次变成梁山好汉、变成白莲教大起义的基础。因为经济形势不会有好转，放水也放的不彻底，改革开放干部自身难保，太上皇和资本继续加速撤退，几个月之后的社会情况会比现在更加严重，任何一点干柴烈火，游民又会起来。
怎样才能避免，我说的不是几年以后，几个月以后发生更大规模的事情？下一次发生更大规模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发生，总有一次会完全控制不住。某一个地方自从川普上台已经七年没有发过工资，的地方的警察都忙着自己去办黑社会产业赚钱去了，很少有人上岗了。于是游民控制了当地的治安机构，推举邪教组织，比如说白莲教、全能神教的长老来当他们的领导人，这个领导人的名字恐怕就叫做刘福通（1321-1363）或者是陈友谅（1320-1363）了。这时你才不得不从北京上海，或者是其他还能够发得了饷的地区的地方调来官兵镇压。
这种事情发生是早晚的事情，一次又一次搞，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这样。唯一的替代的途径就是——战争。把这些游民人口集中起来，编入战时体制。劳动军，推推小推车去；炮灰兵，你只要上了船，上了民船滚装船，没有抵抗能力的船，去给我解放台湾。你不是打的口号说我们是爱党爱国的，我们主张统一、我们不是反贼，我们只是出来玩的？好吧，既然这样，那让你们去打台湾的十万青年十万军，应该是不成问题吧？
上了滚装船，那就像是第一次十字军一样。十字军也有各式各样的，有真正封建骑士戈弗雷爵爷（Godfrey of Bouillon, 1060-1100）率领的十字军，那是能打仗的，欧洲骑士的精华精兵，他们跟土耳其苏丹打仗，能够打败土耳其苏丹、能够攻陷耶路撒冷建立耶路撒冷王国。但是也有一些是乌合之众，就是对本身的社会生活不满意，借着十字军的名义准备去以高尚的名义准备到东方去旅游一下，像隐士彼得（Peter the Hermit, 1050-1115）所率领的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十字军。然后这些十字军被土耳其苏丹一打就打惨了，很多人最后被卖为奴隶诸如此类的。但是对于欧洲人来说的话，也就是解除了一个治安隐患了。
正规军可以坐着军舰去打，也许打不赢，但是那像北洋舰队沉没海底那样，是打了以后才被打沉的对不对？更多的炮灰军就是，干脆就是为了解决你在本地治安隐患，让你坐着民船，百万民船百万民兵渡海，这样的民船没有任何抵抗能力，连敌人的面都见不了，甚至是根本不需要敌人，海上的风浪就能让你的船沉下去。就像是某一次十字军一样，变成了拐卖儿童的贩子，把儿童拐卖到穆斯林国家去卖作奴隶赚钱的阴谋家，他们的船在地中海沉没下去了，为欧洲解决了治安隐患，就是这样啊（Children’s Crusade, 1212）。战争打败了也没关系，至少我们消灭了很多社会渣滓和很多潜在的动乱因素，使得社会得以减压。这就是合理的替代方案啊，历史上有些战争，包括十字军的战争中间的几次，就是以这种方式展开的。
过多的流民人口与其让他在后方发生动乱，不如把他们当炮灰到前方去消耗掉，消耗掉了以后，我在后方就可以松一口气了。而且我们可以设想，盟军只会占领沿海地方，根本没有兴趣占领一个比阿富汗大几十倍，而且治安维稳的难度比阿富汗要大得多的地方。然后我可以回到秦岭去继续当我们中华民族共主，这时治安隐患已经消除了，而且我因为打了这一仗，变成蒋介石式的民族英雄，在后方的威望更加没法挑战了。这是完全可以选择的一步棋呀，我不是说习近平一定会这么做，而是说就形式来讲，按照几个月的时间线，几个月以后就是赞米亚各省的劳动力卷入跟东南亚连在一起的小规模军阀混战；而中原的大部分流民人口，不是走邪教的路，就是走叛乱的道路的事情。如果中国不发动对外战争，按照现在的形势发展下去。地方政府将会陷入完全瘫痪，情况比较好的地方政府，长三角和珠三角还有一些余粮，穷困的地方，本来就是内地，大家都没有余粮的地方，社会完全瘫痪，被邪教组织、黑社会组织和暴力团伙侵占，陷入流民战争之中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只有对外战争才能替代人民战争。如果习近平没有勇气，在今年3月份以后，把人口整合到战时体制当中，发动对外战争的话，那么流民战争就要在他的脚下爆发了。未来几年，我觉得大概熬不到2028年的，就是欧亚军阀混战，西亚军阀混战，东南亚军阀混战，在边界上南入，给人民解放军增加了极大压力，而人民解放军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之下，自己的基本物资和装备都难以维持，兵员也不足的情况之下，苦苦支撑漫长路的边疆都非常困难。这时不在海上发生战争，消灭流民人口，那时流民人口，就要在自己的背后，像是崇祯皇帝一样，一方面在辽东跟满洲人苦苦坚持的情况之下，内部陕西、河南、山东、安徽爆发规模越来越大，最初在沈一元（注：沈一元是嘉靖八年1529年的武进士）那种小规模流民战争，最后变成李自成、张献忠那种大规模流民战争，十几年时间足够把小规模流民战争变成大规模流民战争了。我相信这一次镇压流民、控制流民不会彻底的，也许报道会说某些大学的大学生被管住了，但是就是这些大学也只管住了一部分大学生，像我刚才描绘的一些没有前途又没有钱，留在大学里混不下去的大学生，会流入黑社会和江湖，而报纸不会报道，顶多就是这样子的。
江湖组织、邪教组织、黑社会组织，经过这次折腾，会壮大很多，几个月以后，他们会更加壮大。记住这个时间线，是以几个月为单位的，不断壮大，逐步变成小规模流民战争，向大规模流民战争前进。陆地边界的压力，欧亚军阀、西亚军阀和赞米亚军阀会增加社会的紧张程度，削弱人民解放军和警察维稳力量，消耗共产党残余的经济资源，使得流民战争变得更加容易。流民战争现在已经不可避免了。只有太平洋战争，对外化的太平洋战争大规模的把流民人口送进海底，才能避免流民战争在自己背后爆发。习近平不一定有这样的动员能力，确实，但是他如果没有这样的动员能力，也就是这两年的事情对不对？今年如果动员不起，那么明年2026年动员起来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了，2027年动员的可能性就基本没有了。那么中国接下来就是进入我们非常熟悉的李自成和张献忠时代。在这时，比如说西南边区那些现在看来非常野蛮的白所城，彭德仁之类的军阀，那时看起来就像是跟李自成、张献忠比起来，什么杨展（1604—1649）啦、沐天波（1627—1661）、沙定洲（注：沙定洲之乱，又称明末沙定洲之乱），这些人这还是比较文明的人了，还可以接受难民的。
[00:44:15]主持人：好，非常感谢阿姨的解说，我听了阿阿姨的分析呢，我也确信说确实是习近平面临的这个局面很严重，而且呢，把这些死大学生组织起来，让他们去台海当一下炮灰，似乎也是一个双方都能满意的出路，也看到不少的这个图片上面显示出里面有一些人打着「祖国必然统一」之类的旗子在骑行，那么说明他们可能至少有不少人目前也是抱着这方面的愿望来这样子，那么至于说习近平能不能够真的实现这样的一个的计划呢，我们就只能继续这个期待了。好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呢，刚好可以请教您这个会员问题。这个会员的问题呢，是和本次的大选有关的，因为您在之前和剿匪学院还有公子访谈，也谈了很多关于本次的美国大选，然后以及将来的这个川普政府的执政和他的影响的许多的方面。但是呢，这个本次的这个会员问题呢会提到一个之前可能还没有比较深入阐述的一个方面，这位会员朋友他是说：「在本次的竞选中呢，大力支持川普竞选的马斯克宣称，那么如果川普当选呢，将要成立一个所谓的政府效率部门，并且由马斯克来亲自负责精简政府部门和规章制度。」然而呢，我们从历史上也看到，政府后来都很容易变得臃肿和惰性。那么他想请教您，马斯克的这样的希望呢，能否在川普政权期间获得一定的成功呢？和官僚体系的这种惰性根本原因是什么？
刘仲敬：我们要注意，官僚体系是个没有明确定义的事情，比如说美国是大多数都是自治组织，他们跟民间组织和NGO差别不大的。左派，今天意义上的左派，而不是冷战意义上的左派，被今天意义上的右派攻击。比如说今天意义上左派一个典型就是加州，加州是大政府吗？左派的所谓政策，比如说气候政策、环保政策、多元文化政策、彩虹政策，这些东西是政府在推行吗？很大程度上不是。很多这种政策根本就是NGO在执行。加州有很多流浪人口。是谁在救济这些流浪人口？大部分是NGO在管。NGO是有钱的，但他的钱是募捐得来的，他管气候管这个管那个管得很多。今天的左派政策，不是冷战时期的左派政策，不是由国家税收、国家官僚和国家福利机构执行的，很大程度上是由民间组织执行。这些东西有很多是马斯克看不顺眼的，这些人看马斯克也不顺眼，很想让他从加州滚出去。马斯克裁得了这些人嘛，他裁不了，加州州政府他也裁不了，谁能够裁得了呢？
川普政府能够裁联邦的雇员？主要就是通过财政，财政整顿，节俭开支就可以裁到联邦雇员的很大一部分，这些事情完全的川普的能力之内，而且不会对社会造成严重的扰乱。我们要注意美国公务员待遇，除了放假比别人要多一点的话，公务员待遇普遍是不如私人企业雇员的，所以没有多少人很热衷于当公务员。或者是很留恋公务员的铁饭碗，不像是欧洲大君主国、行政国家、或者是东方各帝国的公务员，是一个准特权的位置，裁掉他的金饭碗是要命的事情。被裁的公务员不会很反抗，只要经济形势好的话，他们甚至会很满意。但是联邦公务员在左派的政策体系中间并不占很重要的地位，川普可以节俭联邦的开支，比如说裁掉教育部或者什么什么部门。裁减很多联邦政府的雇员而不会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或者是很严重的阻力。但是省下的这笔钱未必能够填补现在已经很严重的财政缺口，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同时他根本裁不动各州的人，更裁不动作为左派很大一部分势力范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