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好的阿姨，我们现在可以正式开始了。阿姨您好，我是剿匪学院，本周想向您请教一个会员提问。您上次访谈时有提到，我们尊敬的习主席他目前正处在1975年北越政权所面对的节点，一旦错过之后呢，习主席将不会再有取得台湾、实现他大国复兴梦想的机会窗口。我们也知道毫无疑问，习近平能够上台成为中共的总书记，跟他爹习仲勋（1913-2002）是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很多民主小清新、还有党内的改良派他们经常说，习近平他在生物学上的爹是习仲勋、但是精神上的爹其实是毛泽东；为什么习近平呢不像习仲勋那样，是比较积极推动党内改革的，而是比较坚持共产党的基本教义体系？当然，这也是民小或者是改良派经常使用的一种话术。能否请阿姨您为大家介绍并且评价一下，习仲勋本人以及他所处的党内派系，然后呢他们对于后来习近平从政所形成的路径影响，还有为什么在外界看起来好像习近平跟习仲勋的政见差异很大呢？
刘仲敬：当然这主要是幻觉造成的，就是说失败者看上去就像是好人，这个心理是全人类都有的。习仲勋在他在位的时候根本谈不上是改革派，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一个派。无论你谈改革派还是什么派，前提条件是他多多少少要有一个政治集团，但是习仲勋完全没有什么政治集团，他在党内是边缘人和失败者。比如说他不是高岗（1905-1954），高岗无论说他的政见是什么样他有一个派，习仲勋没有派。只不过他作为边缘人，所以说话就比较自由，然后随随便便地说出来的话，比如说是要不我们不要整那些说话的人之类的，就被民小错误地加以理解。其实党内的大佬允许他这么说，就是因为他这么说不会产生任何作用，而且他也自身没有任何根基的缘故。
习家在清末是小地主。陕甘一带是小地主特别多、而有文化的大地主特别少，没啥文化的小地主特别多的地方，换句话说，它是均贫富均得比较彻底的地方。小地主当中有很多连字都不识，这样你就不能用苏州或者成都那些，自己本人也是士大夫的地主来想象他，好像是会修一点什么园林啦豪宅啦之类的，自己别的不说，四书五经总该读过一点。其实陕甘的小地主有很多都是目不识丁的人，有小学教师或者是私塾先生那个水平就已经算是很了不起了。他们家前几代人有一部分在种地、有一部分去当兵，这也就说明了他的出身，就是比较有成就士大夫不会送他自己的子弟去当兵。就说明怎么说呢，他们还够不上士大夫的资格，只是比自耕农和雇农稍微高了一点点。稍微高了一点就有一点余钱，余钱怎么样发展呢？也许会送子弟去受一点私塾教育之类的东西，基本教育这些。到习仲勋的父辈那一代，有的人去当兵的时候发了一点点几十块银元的财，这笔财很可能是抢劫所得。凭这一点财多买了一些地，使他们的后代能够读得起一点书，到习仲勋那一代他就能够读得起一点书，在井勿幕（1888-1918）和众小军阀统治陕甘的那个时代，他具备了在新军阀部队中间当下级军官的一点点资格。
这时李大钊来到了冯玉祥的部队，冯玉祥加入了国民党。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系列共产国际代表团来到了西北，在这里按照他们的常规开始寻找自己的代理人，没有背景、没有后台、在传统军阀部队中没有高升希望的这种人是一个适合的招募对象。同时在蒋介石清党以后，在国民党，和理论上归附国民党、但实际上还是地方军阀的部队当中发动兵变，尤其是那些自己是杂牌军而非嫡系，受到蒋介石政府歧视、得不到较好待遇，平时就非常心怀不满。而像彭德怀这样投奔了共产国际以后，立刻就可以解决欠饷各方面的问题。发动兵变——按照当时的术语来说，兵运工作、匪运工作、工运工作、农运工作，四大金刚并列。
兵运匪运，习仲勋策动两当兵变（注：1932年4月，甘肃两当县），跟邓小平策动百色起义（1929-1931）性质上是相同的，都是在跟国民党嫡系部队利益有别的地方军阀势力，财政上极其困难、极其需要有人输血挤奶的地方军阀当中，策动一些杂牌军出来背叛，让他们投奔苏区，变成苏区的军事骨干。两当兵变是一件毫不重要的事情，像百色起义一样，历来的党史从来不提这件事情，直到后来邓小平当权以后，百色起义突然拍成了电影，唯一的理由是拍邓小平的马屁。21世纪以前从来没有人听说过两当兵变，然后自从习近平当了总书记之后，大家就开始评价两当兵变的重要历史意义，但其实就没有什么重要历史意义，就是拉了一些跟土匪差别也不大的军阀部队投奔苏区，把他们整编成为红军的一部分。
红军当中的杂牌部队当中，出身于军阀部队的人，像朱德、贺龙这些人多得是了，成色是极不整齐的，所以苏联对中国红军始终是不太放心，因为按照阶级出身的理论来讲的话，这些人的成色都很成问题，很少很少有像项英或者伏罗希洛夫那种正经工农阶级出身的，连扩大解释成为工农联盟、正经出身农民的人都是找不出几个，大部分不是各种军阀部队和国民党部队叛逃过来的人，就是江湖黑帮、地痞流氓一类的，许世友、贺龙那一类型的人。这两种人按照列宁主义的阶级理论来讲的话，怎么说都是阶级敌人，如果少数人投靠过来在政委的监视之下才行，如果大多数人都是由他们组成的话，那实在是让人不能放心的。捕杀沙皇统治下的旧军官和收编旧军官，在布尔什维克是一回事，因为旧军官要么进监狱要么进红军，让他们游离在社会上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布尔什维克对这也是极其关心的。
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是，而且又因为它的规模最后搞得比朝鲜军队和越南军队要大得多，要想整顿实在是让人力不从心。同样的道理，中华民国国军比土耳其军队规模大了太多了，底子要差得多，所以要整顿土耳其军队比整顿蒋介石的军队要容易多，苏联和美国都遇到这样的问题。结果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色，比起朝鲜和越南人来说都混杂得多，在很多方面都是常规的亚洲共产主义政权、和中国二十四史打天下的军阀王朝之间的混合物。毛泽东恰好就在两者之间的中间点上，所以是他能够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不是偶然的，只有他才能够驾驭得住这些各种杂牌的江湖势力和军阀势力。开国以后的政治处理也需要在很多地方，不是按照设共产主义国家的惯例、而是按照开国皇帝处理各种军阀势力和开国功臣势力的惯例来处理，要不然局势就摆不平，毛泽东在这一方面是有水平有能力的。
习仲勋当然他搞了这一套以后，跟贺龙、李明瑞（1896-1931）不同，基本上是毫无战绩，说明他作为军官的能力比起贺龙和李明瑞来说都要差得多。虽然贺龙和李明瑞过去已经边缘化了，但是我们要注意，贺龙刚刚归附北伐军和归附红军的时候是打过几仗的，李明瑞也是，虽然后来他被整死了，但是最初在广西他还是打过几仗的，有专业军官的水准。习仲勋没有，他什么水准都没有，他在党内一直是个打酱油的人，因为他从来没有得到过能够负责任的地位、也没有任何派系的支持，所以整死他是不值得的。习仲勋和习近平挨整都是跟风性质的，就是说是整个运动波及到了所有人他才附带地挨整，从来没有说是要像打击林彪、高岗或者是刘少奇那样，你所在的政治集团很危险，不除掉我不能安睡这种情况，所以最后他们总能够混过关。
然后到了80年代，老列宁党人复辟以后，开始对自己的红色子弟，在干部队伍里面，像陈云说的那样安排职务。习近平也被安排了一些职务，首先到工业系统去做工人，然后到地方上去做市委书记之类的。在这个时期他的政绩也是极差的，在改革开放干部当中，他是属于末流不显眼的那种角色，所以这时候也没有人吹他的家底。也就是等到江泽民时代的末期，习近平和李克强变成了未来隔代继承的潜在候选人以后，没有权势的舆论制造者才开始准备通过吹捧他的家族，把他塑造成为党内改革派，希望在他接管以后——胡锦涛和温家宝刚刚上台的时候，也被希望能够扭转万恶的江泽民的各种反动措施，然后事实证明他比江泽民还要坏得多，然后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在习近平和李克强身上，然后事实又证明他们比胡锦涛还要坏得多。但是即使如此，广大民小的温和派中国人的宣传家们仍然不肯住嘴，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别的办法。
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一下列宁主义政权的本质，就应该明白，习近平和胡锦涛的收紧政策并不是政权强大了，而是政权在不得不跟豪强分利的过程当中、基层控制能力削弱的情况之下，感到自己极大的不安全。为了害怕遭到苏联东欧国家和平演变以后丧失权力和遭到清算的命运，他们选出了习近平、而不是李克强或者胡春华（1963-），只有习近平才能够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从而维护中国，因为负责任的政治家都知道两者是一回事。没有任何抽象意义上的国体或者是政体，在失去其主导集团和阶级基础以后还能够存在的，你不可能谈论抽象的婚姻制度而不涉及具体的男人和女人的，没有男人谈论婚姻制度是很扯淡的事情，没有一个能够行使统治的政治集团，谈论政体的变革也是很扯淡的事情。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那么中国共产党以外的其他集团都是很小的，远远达不到黎元洪、蔡松坡时代那种，一个省的士绅有他们的咨议局、有他们的军官团，可以控制一大片土地的军阀，只存在像白所成和彭加声这样势力不到一个县的小型豪强。
没有这些小型豪强，那么列宁党的政治体制在失去外部输入之后是没有办法维持治安的、也没有办法推进经济建设的，但是经济建设就变成了体制内和体制外新兴社会势力合作的结果。江泽民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通过「三个代表」，三个代表的就是要把新兴社会势力的骨干人物，也就是新生代豪强拉入党内、扩大统战范围，从而使已经缩小的统治基础重新覆盖。在大多数核心VIP都被拉入到体制内，或者是部分受到体制统战的情况之下，有事情也闹不大。比如说像白区党去拉拢那些，其实原先并不是中国共产党自己人，比如说什么福建侨团啦、清国时期的移民团体啦、国民党时期逃出去资本家啦诸如此类的势力，这是干什么呢？这是在以统战为名，运用历代王朝中后期官府和地方豪强合作，共同维护统治的技术。贫下中农算不上什么，只要能把豪强搞定，事情就能解决75%，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
搞定豪强就是通过分利。例如像孙雯（Linda Sun），哦，盐水鸭（Nanjing salted duck），像盐水鸭这样的人，她跟白区党合作图的是什么呢？绝不是几个盐水鸭或者是直接给她钱。她像是，比如说我们假定的浙江商人，国民党时代逃亡的浙江商人一样，他在美国社会是边缘人，做点小生意赚钱也不很多，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市场。想想白先勇、还有台湾华语歌手，他们唱的华语歌曲和华语作品，在英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世界只有极少数研究者会读，根本不能赚钱。台湾市场能有多大？台湾只有这么点人。白先勇想要发一笔大财、或者李敖想发一笔大财，他就要指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读者买他的书，这一点就完全掌握在党的手里面。党可以封锁你、让你的书进不来，也可以特别给你开绿灯，这是给你个人的恩惠。别的作家我们让中国读者对他完全没有了解，但是我们可以让，比如说柏杨、李敖、龙应台的作品在中国广泛流行，刹那间就给你一大笔钱，台湾的华语歌手或者电影演员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当然最主要的是资本家了，不要说别的，像马斯克或者是苏世民（Stephen Schwarzman）这样地道白人的大资本家，中国都可以给他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不能给的特别优惠条件，特别贷款就相当于十年以后白送、土地也相当于白送、各种优惠条件，这是明的优惠条件，暗的条件可能还包括什么移植器官之类诸如此类的，而且更不要说没有什么工会闹事之类的事情。更不要说是处于边缘地带的华人小企业家了。我国的市场经济当然是纯属扯淡的事情，市场经济就是要法制经济，就是要有公平的司法制度才行，这一点当然是纯属扯淡，我国的市场经济给你的待遇是西门庆经济的待遇。西门庆的药能不能卖得出去，要取决于公公跟他合作，双方共同分利，只要公公喜欢他、接受了他的孝敬，大家一起分利，那么蒋太医或者是任何人开的药房，都会被西门庆雇佣来的江湖流氓打砸抢，让他开不下去。而西门庆当然也不会sb要去投入成本、去改进产品质量讨好消费者，去干什么亨利·福特或者艾科卡（Lee Iacocca）之类的美国企业家干的事情，你才是sb呢，同样的钱我用来打点宫里面的公公不是效果要更好吗？所以技术进步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回国来投资，我们可以通过西门庆跟张公公的类似的政策合作，给你一个特殊优惠，赖昌星、郭文贵就是干这种事情的。这种特殊优惠往往跟白区党有关系，这一点是列宁主义跟中国传统王朝结合的结果。列宁主义是有国家的间谍组织，外交机构、新闻机构都是为地下间谍活动服务的，所以特工出境入境当然是不交关税不受检查，一般的政府部门根本就不敢管。在列宁主义转向改革开放、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以后，这种本来是用来从事革命活动和颠覆活动的特权，这些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是在你从莫斯科去德国的时候，在你的鞋底下钻一个洞，把从俄国贵族资本家那里抢到的珠宝放进你的鞋底下，然后你到了柏林把珠宝拿出来卖，卖了以后就去从事革命活动，就是这样的，本来是派这个用场的。
现在是派什么用场呢？现在就是直截了当地搞走私或者是，赖昌星郭文贵他们就是干这一行的，照中国间谍组织的术语来讲他们叫「商干」，从事商业的编制外干部。为什么是干部呢？这又是跟传统王朝红顶商人一样的。胡雪岩你发财发了很多，县太爷也照样打你屁股，穷光蛋范进是一个秀才，县太爷不敢打他，因为他是干部。胡雪岩是sb吗？他肯接受这种待遇吗？不，我出钱买一个红顶子，我也是官了，官不能再打我屁股，我跟他平起平坐。郭文贵这样的商人，如果没有一个干部身份的话，那他就处在随时被打屁股的状态，所以对他来说千方百计要混一个干部身份，跟中国情报机构合作可以给他一个商干身份。如果去考公务员的话我估计他也考不上，跟死大学生竞争的话，像他这样的江湖人没有优势的，所以胡雪岩他老人家如果去参加科举考试，他老人家能考得过李鸿章吗？完全没有可能的，他出钱买一个官是正理，所以郭文贵、赖昌星他们跟情报机构合作，情报机构有很多都是黄俄子弟，双重的特权，自己在体制内干部得到的特权、和情报机构在海外活动的特权，使他们能够从事营利性活动。
而公安部和国安部比如说抢香港，是为了国家的工作吗？不是，就为了大家洗钱赚钱方便，陶驷驹就是专门干这种事情的，后来他变成了党内一大巨贪而党不敢法办他，因为所有人都拿了他的好处，他揭发出来大家都下不了台。而公安部本来是不管这一套的，公安部是管国内的对不对？国内的镇反和治安的，它管到海外去、把代理人派到海外去跟国安部什么统战部竞争为什么呢？为了钱，这也是改革开放时期的特点。那么这样的特点，你如果像郭文贵一样，盐水鸭像郭文贵一样，如果你不挂靠白区党的匪谍组织的话，这些好处你拿不到，挂靠了以后你顿时就是西门庆当中的战斗机，使一般西门庆都得绕着边走。
由于改革开放时期的分权，各个GDP利益集团争相抢蛋糕的结果，所以匪谍组织变得极其混乱。比如说一个比较有点成就的匪谍，会有几个不同的地方和中央的，国安部、南京市公安局、或者是广州市公安部，可以争抢同一个匪谍，因为他就是一笔资源。而匪谍可以，比如说他是温州市公安局驻海外的匪谍机构，跟温州商团在缅甸是一个鼻孔出气的，而跟比如说大连国安和北京的国安部并不通气。那么这种局面是什么呢？温州商团和温州市公安局正在从白所成他们家那里捞钱的时候，总参情报部却在从彭加声父子那里捞钱，然后彭加声和白所成又打了起来，这不是军阀混战吗？这个军阀混战是境外势力和境内势力勾连在一起的。
同样，在地方GDP利益集团不断成长的时候，工程款是，特别是在比较偏远内地的县城，就是本地的主要经营。私人的资本家和地主基本不存在了，主要的钱是靠基建工程，而基建工程争项目，不同的包工头集团会有矛盾。我的集团跟本地的现任公安局长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他的集团跟前任公安局长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或者是跟副书记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一位副书记是从湖北调来的，是我们的老乡，那一位公安局长是从湖南调来的，跟我们有亲戚关系，这两个集团之间如果发生冲突的话，那我就会把他的人活埋在操场底下。这种事情如果闹大了以后，也就引起军阀混战。
要控制局势就要两手并用，一方面是强化党的纪律，包括党的组织建设和打黑除恶，另一方面是要加强经济发展。蛋糕多了，你说他占了你这个蛋糕，不要紧，你自己掂量一下，我们环球大酒店的工程是给了白家了，但是你彭家也不要公开闹，把治安搞坏大家都不好，下一次我们修内江运河的时候，这个工程保证给彭家。只要我们的基建款，人民银行依靠民工美元不断地增发人民币，给地方GDP集团增加就业机会，那么各集团都有蛋糕分，那么矛盾是闹不大的。人民币能够解决的矛盾不叫矛盾，出现了矛盾以后，我们只要接下来还有新的工程，照组织上的术语的说法，向钱看吧，就算是上次你吃了亏，下一次有情后补，下一次我们会让你占便宜的。你如果公开跟我们闹翻的话，下一次的便宜你也占不到。这就是亲体制的豪强。像这样的企业家一般来说在地方上，县市或者是地区，能够捞到一个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当，他不一定是党员，比较接近的已经变成党员了，按照江泽民的设想，比较不接近的人还不是党员，但是一般能当上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能够跟党合作。
在海外的话就是盐水鸭这样的人、或者说是福建同乡会诸如此类的人。他为什么要去跟藏独或者台独打架呢？是做给白区党看的，我给你做了工作。做了工作以后当然要给我好处，我们回国投资，像赖昌星那样搞走私，凭我的匪谍身份一路绿灯，我可以占很大的便宜。这一点其实是就跟白先勇、李敖他们在自己的文艺界所占便宜性质上是完全相同的，它损害市场经济、损害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但是符合豪强集团的短期利益。
当然这种方式搞起来的话，两个方面都是苟且之治。首先，整顿纪律或者是打击黑社会，像周本顺在湖南所干的那样，事实证明就是，你真正要打击地方豪强，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像在毛泽东林彪的大军南下那样，带着苏联的重炮来封山，有外来的资源注入。如果你没有资源的话，那你的处境跟狄仁杰、施世纶和历代王朝的官员一样。皇上下了诏书，给你钦差大臣的位置，但是他不会像开国时代一样调一支兵来给你，他也没有那么多兵，自己的军队都已经固定住了。你到地方上去就要凭皇上给的政策，但是没有硬资源，凭你的本事去执行政策，如果搞砸了以后，你自己就像是朱纨（1494-1549）整顿倭寇一样，只有皇上的政策而没有资源，结果跟豪强翻了脸，结果皇上还说你没有工作能力，让你赶紧自杀别再丢丑了。
那你怎样才能有工作能力，既能让皇上满意完成一部分任务、又不让自己吃亏？唯一的办法就像公案小说上描述的那样。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 1910-1967）虽然是荷兰人，他写的公案小说中，狄公狄仁杰出了京城到地方上做县令，第一件事情就是收编江湖好汉马龙乔泰；施世纶《施公案》当中，也是要收编江湖好汉做自己的捕快；《七侠五义》当中，南侠展昭就要给包公包文正公出力。在现实中像周本顺这样的钦差大臣要想整顿黑社会、其实就是湘西武德尚存卷土重来的地方豪强，唯一的办法就是收编一部分豪强来打击另一部分豪强，把地方公安局的重要职务派给他心目中的马龙乔泰和展昭，然后利用他们的力量来打击其他系的豪强。当然这样做是会使跟他亲近的某一派豪强势力做大，然后引起其他派系的猜忌。最后周本顺本人也同样被打，和他自己提拔的那些豪强同样也被打成黑社会了，因为他们的势力做大了。
这种做法当然是苟且之治，无论是胡锦涛还是习近平，他们的整党措施全部都是失败，打黑除恶的措施也全部都是失败。不可避免地，这是受列宁党自身没有秩序生产能力、只凭前朝遗留下来的架子，它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各种类型的豪强、跟豪强共治。豪强有一部分是入了党的，或者至少是加入了政协人大的，这些部分是可控豪强，基本上是亲党的豪强。还有一部分豪强是不可控的豪强甚至是反党的豪强，这种豪强就是只能够通过匪碟渗透和适当打压的豪强，比如说像地下教会啦、什么矿霸菜霸诸如此类的江湖集团了，这些集团指不定就要会跟党国发生冲突。我开一个赌场，公安局支持另一个西门庆给我抢生意的话，我们甚至会出动大炮来互相攻击，因为我们靠近边境，取得地下武器非常容易。
这些东西，软硬两手，硬的组织纪律打黑除恶、软的工程款经济发展分蛋糕，只要民工美元还能维持、地方财政还能挺住，央行还会不断地放水支持地方GDP集团，这个游戏还能玩得下去。但是只要贸易战开始、民工美元出了问题，地方财政就会出问题；地方财政出了问题，整个地方系统大部分，比如说教师都发不起工资了，然后豪强集团没有别的办法，现在蛋糕变小了矛盾激化，治安急剧恶化。而且长期跟他们勾结在一起的地方强力部门自己也有了派性和倾向，自己就变成了军阀势力的一部分，再失控一点的话就会公开在县城里面打砸抢。好不容易捞到了一个工程，你们公安局派自己的退休警察和警察子弟开了什么讨债公司武装护航，把抗拒拆迁老百姓打了，这还是小事，把跟我抢工程的敌对豪强也打了。
敌对豪强也会派出他自己的打手来，他在公安局里面也有人。他甚至可以，你是苏州公安局的人、我是大连公安局的，大连公安局派人来跨省，把你手下受你保护的西门庆企业家给打了抓了，向他勒索赎金，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N多次了。然后你如果按耐不住的话，A，你可以派你自己的手下的讨债公司去打他们，B你可以利用政治手段把他们打成黑社会来办掉，然后对方也会把你打成黑社会，很多案子都是这样搞成的。再失控一点，那就像是民国初期和东汉末年那样，各路军阀同时发出通电说，我是拥护汉献帝的，他是叛逆；我是拥护黎元洪黎大总统的，他才是叛逆；我是拥护习近平的，他是海外势力支持的电信诈骗组织；请习近平帮我打他、请汉献帝帮我打他、请慈禧太后帮我打他。但是对方也发出了同样通电。如果你仅仅从通电的角度来看，你很难判断到底曹操是反贼还是袁绍是反贼、到底是陈国瑞（？-1882）是反贼、还是刘铭传（1836-1896）是反贼。
这时你需要很高明的外交技术，所以慈禧太后确实很高明。当刘铭传的部队跟陈国瑞的部队已经打了起来，而且双方都是朝廷命官，但是朝廷很不幸的没有钱给他们的军队发饷，只能不给钱给政策，让他们自己去搞钱发饷；这就意味着这些军阀部队不可能完全控制得住，稍微技巧差一点，他们就自动变成袁世凯了。老子的钱是自己挣的、军队是自己养的，给朝廷一个面子完全因为我是一个大大的好忠臣，如果朝廷被奸臣把持、忠奸不分，把我这个忠臣给打击了的话，那么我虽然是准备尽忠到底，但是我手下的段祺瑞、冯国璋这些将领可是忍耐不住，要给大清朝一点颜色看看，这样的事情很快就会发生。随着公务员和教师发不上工资，内地的广大县城正在处在这样的状态，这样的事情很可能已经发生了，就像吃人肉事情很可能已经发生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广大废物知识分子继续吹捧蒋经国的圣德、以及习仲勋的圣德，当然没有丝毫的历史价值，纯属胡说八道。唯一的用处就是，我TMD什么也没有，我只有一张嘴，我能够给你的奖励就是拍你的马屁说你的好话，违背历史真实，塑造一个美好形象，希望您老人家喜欢我的马屁，为了得到我的马屁做出让我喜欢的事情。或者我还可以，这就是孔老夫子的「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一字之褒一字之贬重于泰山，这当然是纯属知识分子的幻想。历史一再证明，权势人物唯一能够收被打动的力量就是军队和金钱，有了军队和金钱找人来拍马屁、或者是找人来像陈琳一样骂他的敌人一点困难都没有（注：三国志·卷06）；反过来，如果你只有拍马屁和骂你这两种手段的话，基本上你就是注定的失败者，很多知识分子都是搞不明白这一点。
为什么他不听我的？我难道是拍他爸爸的马屁拍得不够？树立蒋经国这样的正面典型还不够夸张？或者是我痛骂他不识字、没有看过莎士比亚还骂得不够狠，要不要再造一下谣，说他5岁的时候强奸过幼儿园的女朋友？或者是说他已经在最近休假的时候，已经中风了或者是诸如此类的？呵呵，李登辉「死」过多少次了，好像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对不对？话语的作用就只有这样。历史上被记载为起了作用的话语，比如说像是史可法或者其他什么人的文告，那都是因为他的话语正好配合了当时的军事行动的缘故，没有配合好当时的军事行动的话语早就被历史遗忘，结果给广大知识分子造成一个幻觉，以为我们的话语好像真管点用。
习仲勋，当然他不行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不行，西北陕甘的小地主本来就不行，跟江苏或者是四川的有文化的大地主不是同一个阶级的，按照大清朝的规矩的话他们根本不算士大夫阶级，只是按照共产党的规矩有两个钱就可以算地主，但其实按照大清朝的规矩的话不算统治阶级，跟没两个钱的贫下中农一样都是被统治阶级，没有统治经验和的能力。另一方面是他所属的西北派系本来就是属于弱势。不同派系成长与否是要看机运的。贺龙早先还可以，后来到了西北以后，就渐渐被地位远远低于他的林彪这类人压倒了。
林彪暴起是什么呢？艾森豪威尔因素，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史迪威将军一辈子不服气，有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老人家在美国军队的阶级，本来是比和蔼可亲的艾森豪威尔艾克上校要高得多的，结果TMD不走运，让他摊上了蒋介石；一心想做戈登将军，结果什么都搞不出来，只搞了一个很不重要的缅甸战役，缅甸战役在欧洲人看来就是个nothing，缅甸在哪里？哈里斯竞选总统，她像给幼儿园上课一样解说，乌克兰是一个欧洲国家，俄罗斯侵略了乌克兰这个欧洲国家，所以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制裁俄罗斯。有些人说哈里斯白痴，我觉得问题哈里斯可能不是白痴，而是哈里斯讲话的对象，也就是美国普通人民的地理知识确实就是这个水平。
你要是拿一幅地图，地球仪到街头去，抓住一个路人来问他乌克兰在哪里，75%的人是指不对正确地方的，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缅甸在亚洲还是非洲。但是诺曼底登陆巴黎解放，这知名度太高了。艾森豪威尔他凭什么能行啊？他走运呀，他被送到了北非战场、然后又送到了西欧战场，要想不起来是不行的。史迪威虽然本来阶级地位比较高，但是被送到了缅甸和中国，那你就是注定活该要倒霉。但是他自己是不服气的，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再加上他的性格又不好。当然我们可以客观地说，艾森豪威尔除了运气比较好以外，他自己的性格比较有亲和力、比较善于与人为善，而且工作能力也是有的。但是同样性格好、工作能力有的人，如果被安排在其他不重要的战场上估计也起不来，也不会被共和民主两党一起竞争着当总统候选人。麦克阿瑟就永远得不到这种地位，谁TMD让你跑到亚洲去了呢？虽然你本来是艾克上校的上级，这也没有办法，亚洲是不可能骑在欧洲头上的，这就是基本盘。
习仲勋连贺龙他们都不如，贺龙他们是得意过一阵子的，然后最后才边缘化的，林彪能够变成毛泽东的接班人和可以继承的人，归根结底就像是艾森豪威尔得到西欧盟军的指挥权一样，林彪得到满洲国的资源变成了四野的主人。四野是唯一能打的不对，一野二野三野打不赢的时候，都要靠四野带兵过去。只有满洲大炮和苏联的铁路专家才能打赢战争，其他人全都不行，就凭这一点林彪的地位稳稳地上去了。而贺龙在西北指挥的那些杂牌军根本不算数。而习仲勋还不如贺龙，他连最初那点风光都没有，他一直就是倒霉鬼，还不像高岗呢。高岗也是西北帮，他为什么能起来？就因为他跟林彪一样到了满洲啊，到了满洲斯大林就知道他了，如果他留在西北的话，斯大林在乎他是谁吗？根本不知道他是谁。斯大林就知道他，他还能够在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翻云覆雨，如果留在西北话他也什么都不是。人就是这个样子的，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得到资源就行、得不到资源就不行。林彪高岗是占了便宜，运气支持他们，使他们获得比自己的能力更大的成就。
贺龙呢，就是像史迪威一样，虽然阵营不同，运气不大好。而习仲勋比他们糟糕，他不仅一直运气不好，而且个人能力跟他出身的阶级也就那样。贺龙的真正能力是什么呢？是湘鄂帮会、「神兵」之类的组织。这些组织在清末的近代化运动中被排挤在一边，他们往往最初起源跟彭德怀一样，是明清土司的家臣，跟彭家声、白所成他们一样，是明清土司家臣出身的豪强。在清末废除土司是，但是土司地区的封建社会结构还存在的情况之下，比如说「施鹤七属」（注：施鹤道的七个县）这样的地方，远离重庆万县沙市这样的通商口岸，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边缘化。但是本地人民有武德，还有传统的封建组织，他们反对现代化、竞争蛋糕的行为就表现成为比如说「神兵战争」（Spirit Soldier rebellions, 1920-1926）。
神兵曾经打死过北伐军的几个重要军官，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就是土司豪强留下的彭家声、白所成这种人，他们变成了神兵或者是帮会组织，以这种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以类似黑社会的方式，跟北洋时代的战争不同，不守规矩的战争形式。亲北洋的势力，比如说王占元这样督军，和亲广州的像蓝天蔚这这样的督军，打仗是守规矩的，因为他们是新军军官，谁打赢谁打输了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神兵打起仗来就不守规矩，所以新军军官和士绅阶级把他们说成跟义和团差不多了多少，但他们其实就是体现了原有的土司封建社会，跟郡县制编户齐民社会之间的差别。然后他们的野路子也变成了小军阀，但是始终受到新军出身的大军阀的歧视。
最后北伐军来了，受到歧视的团体总是容易投奔革命，他们就投奔了蒋介石，然后在蒋介石跟共产党决裂的时候，彭德怀、贺龙都投奔了共产党。一方面是为了共产国际的钱能够解决他们的军饷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像他这种野人出身的人，你可以想象印第安保留地来的人。湘西鄂西土司地方来的人，自己又有神兵啦或者其他什么什么什么会，彭德怀也有一个什么什么的我忘了什么名字，反正也是性质差不多的江湖帮会组织、有蛮族色彩的江湖帮会组织（注：救贫会），在新军军官当中是备受歧视、在黄埔军军官中也肯定是备受歧视的，投共是他们合理的选择。他们的能力主要还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武德，所以他们是能打的，跟编户齐民出身的地主子弟，比如说像康生、邓小平这样的人相比起来的话，他们就是比较能打的、比较能做军官，因为他们是生活在封建社会。
而习仲勋没有这个条件，他出身的陕西小地主阶级是「文也文不得，武也武不得」，搞科举是不行的、做军阀也是不行的，他们绝对不能跟马家军、穆斯林社会出身的军官相比，也不可能跟湘西鄂西蛮族出身的军官相比，或者是跟滇桂陆荣廷唐继尧手下的、龙云手下的蛮风犹存的那些军官相比。所以我们可以说是，贺龙、彭德怀换一种情况，比如说湖南变成一个独立国家，他们就可能变成奥巴桑乔（Olusegun Obasanjo）将军这种人，尼日利亚总统有一大半都是军阀成长起来的，南方军阀和北方军阀轮流坐庄。像彭德怀、贺龙这种人，很可能在独立的湖南共和国当上一两届总统。但是习仲勋这种人就是，和他的整个家族就是怎么说呢，怎么也不行的，放在任何社会，大清朝的科举社会、土司的封建社会，无论是独也好还是统也好，他们都是文也文不得武也武不得，因为他本来就是被统治阶级，除了土一点心肠狠一点以外，他没有任何优势。
习近平这个人的形象言论，给人留下的印象也就是这个样子。在黄俄老干部眼里面，他们就是纯粹的土鳖，土得不能再土，而且不像毛泽东这样有卓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能力，只会说傻话、说不合时宜的话，看不清政治派系斗争的暗流，总是到处碰壁。在改革开放时期，你跟那些出身旧地主资产阶级、本来就比较通晓西方文化，在毛泽东时代受到迫害、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入党搞招商引资，你干的事情就是你们家祖父在盛宣怀那个时代干的事情，所以自然是驾轻就熟。而习近平又是很笨的，他在厦门的政绩也是一团糟，无论搞哪一方面他都很笨。他唯一的好处就是忠厚老实，或者说是被别人认为没有能力，用另一种修辞法就是忠厚老实，忠厚老实就是没用的同义词。
所以大家认为，他上台可以达到两个相互矛盾的目的，第一，能够保存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还不用杀人。这两件我们要注意他全都做到了，所以他真是一个很守信用的人呢，论品性是不坏的呢。比起万恶的江泽民和大多数中共高级干部来说，实在是要好得多。但是你要注意这两个要求是自相矛盾的对不对？不能杀人怎样才能维护统治？列宁党不杀人怎能维护统治？豪强不断成长、党内的帮派不断成长，你不杀掉他们，斯大林不杀掉托洛茨基留下来的红军军官和列宁捷尔任斯基留下来的这些克格勃领导，他老人家的人头会很安全吗？不清除掉老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所有特权，这些人多半是犹太人、高加索人、波罗的海人，对大俄罗斯人民怀有深仇大恨。斯大林从大俄罗斯人民里面提拔出来的工农干部，怎样才能分蛋糕呢？斯大林政权怎样才能维持呢？怎样才能实现苏联帝国向俄罗斯帝国的转型？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不杀人，苏联就在二三十年代，在波兰和日本的夹攻之下，在内部矛盾之下灭亡了，根本不会有后来俄罗斯帝国化的苏联的几十年日子，也不会说是有打破拿破仑一样协助打败希特勒的大功，从而赢得了欧洲和世界霸权地位的。
习近平如果想要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很抱歉，他一定得杀人，要把重新成长出来的派系势力掐掉、要把地方豪强的势力掐掉，他一定要杀人。不杀人，那么他控制地方豪强和派系斗争的能力，会按照历史惯性，会比胡锦涛还不如。而他能够掐住的人只有最软弱的、只有一张嘴的知识分子，他可以让知识分子不说话，在这方面他能够超过胡锦涛和江泽民，这样就掩盖了他在对付所有有硬实力的派系这方面的成绩远远不如胡锦涛和江泽民，而且是在每况愈下的根本事实。
尤其是他为了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就等于要背叛太上皇——美国的全球主义者派系，于是民工美元就断了供。没有民工美元的支持。普京政权和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政权是根本无法维持的。仅仅这个事实，你们必须自己找钱养活自己的事实，就会产生出无数普里戈津或者白所成这种人。怎么呢？我是会继续高呼习近平万岁的，我并不想参加夺嫡斗争，只要你不妨碍我给自己捞好事就行了，但是我给自己捞好处，我肯定要跟绍伊古人这种人或者是彭家声发生冲突的。
最好是皇上把他们都打成黑社会和电诈集团，帮我一把。最坏的就是我们打起来的时候，皇上装聋作哑，什么也不管。最坏的情况就是皇上理直气壮的站到敌人里面，把我打成黑社会了。以前在周本顺时代我也没什么办法，顶多是逃到澳门去不冲突，现在可不一样了，老子我干脆派出我手下的讨债公司，把你的几个干部给搞死了。然后公安局下通缉令的时候，都不敢说明他到底干了什么事情。这种事情就是在程咬金和秦叔宝联手上瓦岗山的前夜了，而且这个进度是按月计算的，不是按年而是按月计算，根本熬不到明年年底。流民战争，流民战争首先就是豪强做领导，以及事先就已存在豪强组织或是民间宗教主织，全能神教，白莲教，「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当然不大愿意打仗，而且还想赚钱的改革开放干部对这一点是不舒服的，但他们唯一能干的事情就是什么？A，招商引资啊，2，大基建。他们只会干这两件事情，招商引资招不动了，那么有一半就是像王吉舟（twi. dlw20202020）这样，老子带着钱跑到加拿大去，谢天谢地，我好歹把自己钱带出来了，以后再也不能发财，老子就认了吧，希望中国不要跟美国开战，把我送进集中营去，但这事我也做不了主。比较差劲的，人家逃到国外都来不及。我还住在这里，不但我的钱少了，我手下小弟整天向我要钱，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招商引资不行，只有一个办法，大基建。我们可不可以修一点金字塔呢？对了，可以修大运河。中国需要这些狗屁运河吗？这些狗屁运河唯一的意义是什么？就像彭家声、白所成抢了些水电站一样，这水电站的用处只是给他们的小弟提供就业机会，把温州商团和其他商团的钱给圈过来。
[00:46:27]把央行的钱放释放出来，我们提出了18条运河的修建计划。继续提出西部大开发计划，提出到非洲去办公司的计划，这些计划是干什么出来的？是习近平对豪强和改革开放干部的让步。这些项目都是给你们安排你们的小弟，让你们小弟继续有饭吃的做法。但是粥少僧多，抢不过的人自然会翻脸，这事不大好办，只有一个办法才能不让他们乖乖的付出——战争。李宗仁和何键都有自己的空军的。如果蒋介石不打仗，他们没可能把这个空军交给蒋介石，阎锡山的银行里面很有钱的，他也绝不会把这些钱交给蒋介石，只有战争动员没有办法了，我才会把这资源交出来。如果蒋介石不打仗的话，那么过上两天他们就会说，像刘湘一样说，蒋介石是大军阀，我是小军阀，凭什么胡适和知识分子就说大军阀代表中央政府是正统，我就不是正统，我们搞一个合纵联盟，我们跟李宗仁、白崇禧联盟一下，再搞一次护法战争，我们也可以从日本进口武器嘛，既然横竖不都是军阀战争，蒋介石可以拿苏联的武器，我们不能拿日本的武器吗？然后局势又会回到军阀混战的轨道上去。习近平不打仗，没有办法收编豪强和派系的资源，那么豪强和派系为了养自己的小弟抢项目，他们是一定会像白所城和彭家声那样，为了抢红岩水电站而直截了当的大打出手，现在提出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运河，为了抢这些运河的工程款，地方豪强就会打起来，习近平如果知趣的话，我的讨债公司活埋对方的干部的时候就假装没看见好了，如果你不知趣的话，老子就公开撕破脸也是有可能的。
现在局势就是这个样子，现在其实就是即使是实行战时体制。照全球化生产线的基本格局，中国也不可能制造出像抗战时期武汉战役样的百万大军，就像是普京不可能制造出二战时期斯大林的上千万大军一样。换一句话说，俄罗斯国军和军改以后的人民解放军，都是像以前的南越国军和阿富汗国军一样，一个跟社会脱节的存在，你要是依靠本土社会出产的贫下中农军人的话，你搞出来就是毛泽东和林彪瓦房店话以后，失去苏联指导以后，搞出那种贫下中农军队，那些人连沙甸的穆斯林民兵都打不赢。在越南战争中被苏联训练的，尽管瓦房店生产出来的四川、湖南那些土兵工厂生产出来的炮弹上千万发，比起苏联支援越南的炮弹多的多，而且中国当时还有英美支持的定位仪和其他先进仪器，结果被越南的民兵打的一塌糊涂，这就是瓦房店化靠不住。
如果中国依靠自身的社会的话，那么能够制造出的就是这样的土军队。人民解放军要有现代化的装备，那么这个装备像俄罗斯国军装备一样，是为数不多，像北洋舰队一样，是无法普遍扩大生产、扩大装备的。现有的军事训练在改革开放时期财政条件和技术条件比较好，训练出来的军官团也是用一点少一点，一旦走向战争，锁国以后，那就像蒋介石躲进四川以后。德械的新军只会越打越少，最后国民党军队就变得跟军阀军队没有什么区别，直到美国参战以后，开始训练远征军，国民党才有了能打的部队。在这中间，国民党军队就会衰退成为瓦房店军队。人民解放军和普京的军队不可避免要走上这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