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阿姨您好，我是Edward，本周有一条非常引人关注的新闻，就是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审判中被判有罪（Trump v. United States, 2024）。5月30号周四的时候，纽约的陪审团经过审议以后，裁决川普面临的指控，就是说他在2016年大选之前，为了支付一位女艳星的封口费一事伪造了文件，这个罪名成立。而川普表示这次审判对他来说是一种侮辱，而且是被腐败的法官所操纵。法官据说将会在一个多月后的7月11日给出对于量刑方面的裁决。那么川普在参选总统期间受审，很显然是具有政治意味的，而他在受审期间的态度，也令人有很不寻常的感觉。比如说阿姨您曾经在X上面表示过，川普选择的庭辩策略不是争取无罪，而是居高临下地教育和蔑视陪审员，将自己塑造成一种苏格拉底式的形象。那么现在希望您能够对川普受审一事，为听众朋友们更加深入地做一些分析，比如说民主党方面和川普方面的策略选择，背后都主要有哪一些理由呢？

刘仲敬：深入的分析其实是不行的，就是说因为没有读者会看这样的深入分析，而且我也给不出来。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是，比如说我要对眼科手术做一番深入的分析，如果我真的去拿着医学教科书去做一番深入的分析，然后再找几个大夫来做一下深入分析的话，这样子弄出来的东西就没有人看，而且我也搞不来。因为我虽然学过一点医，但是是基础性的医学，并不是专门的眼科专业，就算是内科医生也不敢随便说眼科手术的事情。

你能够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作为知道分子，因为我是个什么都知道的人，我甚至不需要读过一点医学专业知识方面的书，只需要看过一点科普书和新闻报道，我就可以振振有词地说眼科手术的好坏；你的眼睛是青光眼或者什么东西，要这样要那样，说完了以后我好像比所有的江湖术士和所有大夫都还要高明；然后巴拉巴拉，由于医疗事故的缘故、由于医疗腐败的缘故、由于医疗体制的缘故，所以你的眼睛才没有治好，或者说是这些事情说明了中国的体制是多么腐败、或者说是福利国家是多么邪恶、或者说是自由资本主义是多么邪恶，我们不改革不行，而且最好改革在我的领导之下进行。然后这样的话我可以说得很精彩，而且还可以引起很多观众的赞赏，而且大家还会觉得我的思想非常深刻。

像苏小和（1968-）他们干的就是这种事情。苏小和对于我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倒霉的人，跟何清涟不同。我想如果按照火星人的角度来讲，他应该跟何清涟差不多吧，但是他足够倒霉，因为我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就知道何清涟这个人的，所以对于她来说，她就像是秦晖啦余杰啦那些人一样。比如说就像是毛泽东对待章士钊那一批老人一样、或者说是对程潜这些老人一样，他永远都记得他在年轻时候，还不过是一个师范生和学生兵的时候，那些人都是重要人物了，所以后来虽然觉得那些人也不过如此，但是对他们始终手下留情；对于他同辈的人、和他成年以后才认识的人，他一开始就不手下留情，他觉得那些人就那样了。

很不幸，苏小和算是后一类，如果他也在90年代或者是80年代后期就被我知道的话，我对他大概就像对付何清涟一样，就会比较留情，不是因为他们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只是因为那时候我还年轻而已。结果我第一次知道苏小和的时候，很不幸，知识分子总是以为自己无所不知、知名度高得很，但是其实就像艾格尼丝（注：史沫特莱）说萧伯纳一样，大家只知道洛克菲勒和电影明星，根本不知道你萧伯纳是谁的。我第一次知道他就是在2020年，第一次见到他的表现，发表引导舆论的意见，那就是他宣布说尽管川普已经被赶出了白宫，但是兵权还在川普手里面，大家要放心；然后看了以后我就笑得打跌，从此以后对他就没有一点点尊重了，但其实他的话并不比何清涟和其他费拉右派的话更加荒谬。他以前大概也说过一些，比如说引进西方文化或者西方自由主义那些比较靠谱的科普知识，但是这些都是科普性质的东西呀。

科普作家不是专家、也没有资格称为学术研究，只不过因为洼地分工不明确。什么叫分工不明确？就是分化不完善。什么叫分化不完善？就是演化不完善。演化层次比较高，分工就比较完善、专业性就比较高。比如说像蒋廷黻在他那本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当中曾经说过（注：第二章第三节），在中国做事很不容易，你必须「君师合一」，所以曾国藩不能够只做军阀，他还要做儒家学者和道德教师，要不然他玩不来。在西方这就没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西方分化得比较彻底，你做军人就老老实实做军人就好了。就算在伊斯兰国家，你做军阀没有必要同时做伊斯兰教长，但是曾国藩就等于是他必须同时做埃米尔和伊玛目。在阿拉伯世界或者在伊斯兰世界，伊玛目就是伊玛目、埃米尔就是埃米尔，如果你是军阀性格的人就直接做埃米尔好了，伊玛目会有别人替你做的，但是曾国藩就不行，他必须两样同时都做，这就是分化程度比较低。越是低等生物，器官的功能就越不明确、分化就越混沌，越是文明社会，专业分工就越是清楚，而每一个细节的专业就研究得越透彻。

文明程度比较低的地方，那就是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为什么呢？医生只有识字的人才能做、宰相也只有识字的人才能做，当然还有很多事情，比如说师爷之类的、小说家之类的，也都是只有识字的人才能做。所以识字分子就是什么都能做，又可以做宰相、又可以做医生、又可以做律师，像方唐镜（注：九品芝麻官，1994）他们那样，但是他什么都做得不精。尽管所有知识分子都全心全意地来做官，但是从来就没有产生出像希腊人《论政治学》，或者像中世纪政治学家那样精密的著作，都是混混沌沌的亲君子远小人那一套。比做官更不重要的其他行业，什么行医之类的，那就更是一塌糊涂，什么都做的结果就是什么都不精，大家都停留在科普作家的水平。像梁启超这样的人，他写过一些可以称之为学术研究的著作，但是他写的最多的还是科普著作和杂文。他也算学者，因为他好歹是写过学术著作的，但是由于形势所迫，他又写政论文章和杂文、又写科普著作、又自己当政治家，结果就给人引起了误解，就是说以为他写的那些杂文也算学术著作，所以能当杂文作家和科普作家的人，也就可以算是学术研究了。

当然现在的事情也就是这样的，这是形势所迫，就是说你要是稍微做了一点点关于政治思想的科普的话，你差不多不可避免地就会被一步步卷进去，变成时评家、然后变成政治人物、最后不得不有了党派背景。像余杰的年龄跟我差不多，我是一步步看着他走过来的。我认为他在最开始，刚刚在大学的时候写一些确实狗屁不通的杂文，但是当时我也很喜欢那些杂文，《火与冰》（1998）之类的。其中有一篇杂文的话是这么写，就是说是梁山好汉根本不代表人民，因为他们全都是老爷，比如说戴宗是衙门的公务员、李逵也是衙门的公务员、宋江也是衙门的公务员，还有呼延灼这些都是朝廷的大将之类的，所以他们根本不代表人民；现在想起来这些东西都是狗屁一样，他自己大概也不会赞同这些东西了，但是当时这些东西我还是蛮喜欢的，读的也挺多。然后他一步步搞出来，变成自由派、变成基督徒、最后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党派斗争的一部分，在北京无法立足，只有溜到美国来。

在美国因为他依附的，以他的读者群是支田耶（注：华人田园基督徒），支田耶又依附美国基督教保守派，就像是乌干达那些教会、穆塞那些教会一样，钱财和人事上都依靠他们，于是他就自动地站到川普那一边去了。在金斯伯格大法官及时病死的时候甚至「仰天长笑」（注：余杰，论金斯伯格的死掉，2020），又被别人骂说是，妈的基督徒可以这么幸灾乐祸吗？别人就算是你的政敌，人家毕竟是生病死的，你对一个病人幸灾乐祸，好像是为了国家大义，让别人早点死是件很可取的事情，这合乎基督教的道德观念吗诸如此类。但是对他来说肯定是身不由己，大家都是这么样走过来的，我想苏小和他们也是这样身不由己走过来的，但是搞到最后，他写出来的东西就只有杂文和科普性质的东西了。

我刚才拿医学做比喻，实际上就是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无论是希腊罗马以来西方的大陆法体系、还是英美的普通法习惯法体系，做法学家是绝对不容易的事情，论专业分工的程度远远超过医学。中国的医学教育是很水的了，预科之类的全都没有，如果是在西方的话那你先学两年希腊文拉丁文，博雅教育掌握好了以后，然后才能专门去学医科，学出来以后毕业以后还要进行各种分工，等你到了可以称职的时候一般都是四五十岁了，一辈子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学习专业。然后来了一个狗屁不通的科普作家，拿着科普的水平，比吃瓜群众高明的地方就是，他已经知道精神病和神经病不是一回事，然后对着经常把精神病叫神经病的吃瓜群众手舞足蹈指手划脚，教育他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让他们接受他的指导。

苏小和就是这样的人、我要说的话也是这种人。我对英美法方面的知识，还远远没有达到我对医学方面知道得系统，我甚至不能够像是说道金斯和遗传学那样（注：访谈292），说得很系统很准确，那样说的话很可能会留下我自己不知道的错误。我如果要说道金斯和遗传学的话，我敢说我会说得很浅显，但是一般不会犯错误，因为我有底子在那里。要我像美国电视剧或电影中经常出现的那样搞庭审，这个程序有没有漏洞、那个程序有没有漏洞，我告诉你最大的漏洞就是我本人，我肯定会留下无数的漏洞，在真正的律师和法学家看来，那就像是苏小和说川普下台以后仍然掌握着兵权，像邓小平下台以后继续掌握中央军委一样的可笑。所以我就干脆不说了，说了以后我就跟苏小和他们没区别了。我可以做科普，但是实际情况就是，这些科普跟庭审是毫无关系的，你要是真靠这些科普去做一个法律顾问，去指导川普或者任何人打官司的话，你会搞得自身难保，不仅官司打不赢，指不定自己还会犯下很多程序上的错误被别人咬死。

所以这方面的做法——我当然我要研究一下是可以的，但是实际上我也没有研究，我对这些事的全部知识，全都来自于各种完全不靠谱的、何清涟苏小和之类的各种背景的舆论引导者所说的胡说八道。我不是凭我的法律知识，你要注意，就像是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不是一回事，政治家或者是历史学家全都要懂一点经济学，他们必须懂得各种不同的经济政策对历史和政治有什么影响。同样，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全都要懂一点军事，不懂军事他肯定会把所有东西都分析乱了。投石机是怎么回事、火炮和坦克的军事作用是什么、炮兵对拿破仑战争起的作用，这些事他要懂得一点点。但是你要是说，因为我能够写出炮兵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历史作用这样的论文，我自己就可以当炮兵，那是绝对不可信、完全不可信的。依靠历史学家或者是政治学家的炮兵知识去当炮兵的话，你会把自己炸死，而且你的炮也肯定打不中。谈论法律问题也是这样的，我知道普通法在美国宪法中的地位、和在英美历史和全世界历史当中的作用，就像是我知道炮兵对拿破仑战争的作用一样；这一点知识绝对不能用来打官司，用来打官司就像是凭科普知识去动手术、或者凭历史知识去指挥战争一样的荒谬。

那么这种东西的用处是什么呢？假如你是政治家的话，你要懂得哪些人说的，比如军事评家或者是顾问，哪些人说的话是靠谱的不靠谱的。加里波利登陆（Gallipoli campaign, 1915-1916）是纯属空想还是在军上有可能的、F16飞机到底能不能够打打赢歼16、滚装船（注：Roll-on，运载带轮货物的货船）运载人民解放军能不能够渡过台湾海峡，这些事情你要知道，知道了以后你仍然不能够亲自作战，这是很自然的。就像是比如说我作为一个病人家属，我要知道哪些人给我开出的治疗计划是专业的、医生方面的计划，还要知道哪些医生是好医生、哪些医生是坏医生、还要知道哪些医生是江湖骗子。如果有人给我说，吃了我的草药能治白血病，我可以断定他是江湖骗子，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能够给别人治好白血病，这个差别可是大得很呢。我就可以判断苏小和和其他人说的话全都是胡说八道，但是我绝对不能去跟川普或他的律师去指导庭审，情况就是这样。

而且我对这件事情的所有知识，全都来自于舆论领袖或者网络上的报道，我连新闻报道也没有看过、更没有看过任何庭审方面的法律文件。所以这个跟我谈论道金斯和遗传学不一样，我连对这件事情的事实依据都不确定，我并不知道我说出来的话，哪一些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哪一些只不过是网络上的各种人物三人成虎地演绎出来，其实并没有发生。似乎情况是这个样子的：川普的财务人员开了一些文件给女明星，这些文件据说是用来给她封口的，据说封口理由是害怕桃色新闻传出去影响了川普的选情。但是这些全都是据说，那些文件是什么样的——财务会计也是非常专门的学问，一个会计师好像没有医生或者是经济学家那么有名，但是大家都知道，专业的财务人员和专业的技术工人一样，是响当当的金饭碗铁饭碗，他们搞了几十年出来，他们挣到的钱比起不太成功的经济学家和不太成功的教授要多得多了。而且他们做的事是一点都不能苟且的，一不小心做错了什么，公司会陷入财政上的危机和法律上的纠纷，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像律师一样，这种事情外行是说不得的，一说就是漏洞百出，说出来效果跟何清涟和苏小和差不多。

而他们做了公众人物以后，就有一个非常糟糕的效果，什么事情都要来找他，内行和外行都要来找他。像秦晖他是有一些内行知识，在他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他是很NB的，像霍金本人一样；但是因为有了点名气，大家什么乱七八糟的问题都来问他，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问题，什么德国穆斯林问题、或者说是民主是不是最终胜利的问题都来找他，这不是扯淡吗？就好像是你是一个肛肠科大夫，开手术割痔疮割得很成功以后，过不了多久别人就来问你，像成吉思汗问长春真人丘处机（注：1148-1227，元史·卷202）那样，用什么办法才能让我长生不老？而且你还跟长春真人不一样，长春真人可以老实对成吉思汗说，没有长生不老的办法，我只有一些保健延年的养生之道。而成吉思汗也够可以的，听了这些话以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对长春真人说很佩服你，继续尊重他。

而公众对待知道分子可不是这么仁慈的，像对付秦晖，他就必须回答说民主是不是必然胜利和最终胜利这些问题，这跟他的专业有什么狗屁关系？因为他研究过一些历史，比如说对苏俄历史或者是对关中平原土地改革的历史有过一些研究，他就必须负责对中国民主化的问题做出正确解答了？这就像是长春真人必须对成吉思汗长生不老的问题做出解答一样，是极其荒谬的事情。不用说，他得不出什么正确答案来，他的读者得到的也就是心理安慰而已。何清涟他们或者是苏小和他们，我可以想象必然是面临着同样的压力，所以他必须胡说八道，他不可能知道得很完善的。如果知道得很完善的话，我说句难听的话，他的法律知识如果知道得很完善的话，他直接去做美国律师，保证比他当中国自由派天下文章第一的公共人物和舆论领袖要强得多。我如果做得了川普的律师的话，我挣的钱一定比现在要多几百倍或者是几千倍，当然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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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只能在对基本事实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做出推论，那么这些推论显然就是靠不住的。但是也不是不能这么做，就像是对克里姆林宫学一样、或者是在很多情况下的情报分析一样，在很多情况下，你的情报员和007未能深入敌后劫持红十月号（The Hunt for Red October, 1984）、或者是捞到什么调制解调器的样品，但是你可以猜。如果你对苏联的政治文化或者是阿拉伯地区的政治文化有充分了解的话，你确实可以猜出萨达姆有没有让他的儿子接班的打算、蒋孝武是不是已经失宠了，国民党已经不能再家天下了？这些事情你都不可能有直接证据，但是你可以通过包括舆论领袖的各种胡说八道在内的间接证据，去草蛇灰线地进行推理，或者说是推理习明泽到底要不要接班，这都是这种性质的事情，这就叫克里姆林宫学。

现在做的就是克里姆林宫学的推理。这些情况跟习明泽接班不一样，就是说我实际上是可以把它搞清楚的，但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付不起这个时间成本。你去看一看关于肯尼迪遇刺的报告、或者克林顿总统「拉链门」（Clinton-Lewinsky scandal, zippergate）那些法律报告，1500页是最起码的，我费这个时间去读这个1500页的报告有可能吗？不可能的，我敢肯定苏小和他们也不会去读这些1500页的报告。你不要说是作为法律专家了，你作为一个外行人，一个想要搞清楚肯尼迪事件或者克林顿事件的外行人、一个历史作家，去把这些有关文件调阅一下，那就像写一篇博士论文一样，三五年时间是最起码的，你就等个三五年以后再出结果吧。但是对于我来说，那我还不如再等三五年以后，有个像博尔顿这样的写一部川普白宫回忆录，或者是诸如此类的各种立场的作家，写一些川普事件的各方面的几百页的著作，然后再看一看他们的总结。

这种做法是不靠谱的。就是你要搞清历史，有一个秘诀就是看原始材料、看考古学材料、看当时的原材料。不要看比如说芭芭拉·塔克曼（Barbara Tuchman）或者是其他什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或者诸如此类的著名历史学家的作品，那就是二三手了，喝上游的水，不要喝下游的水。但是不要说别人，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让我看考古学报告、或者说是看明太祖或者什么人的原始材料的话，我是看不下去的，一点趣味都没有；但是如果要看裴士锋的《天国之秋》（Stephen Platt, 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或者像芭芭拉·塔克曼的《八月炮火》（The Guns of August）那就很有趣，大多数知道分子都跟我当时一样停留在这个阶段。现在我可以说，我基本上不看这样书了，我写诸夏各国的历史，都是直接引用的考古学报告、或者是引用的原始材料，所以我对这方面倒是有把握的。但是在对很多其他方面，我没有这样的把握，而且我也支付不起这样的时间成本，对于川普案件和诸如此类的案件都只能是这样子，我不会去查看他们的原始文件的。虽然我查看过反恐中心搞的八个大大的或者马苏德（Ahmad Massoud）将军的材料，那是情报分析，我现在只对历史建构或者情报分析方面，才保持这方面的严格要求，这个时间消耗已经是很大了。像川普事件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或者习明泽之类的东西，我所依靠的就完全是新闻报道、其他间接二三手舆论领袖的报道，因此它们是不靠谱的、只是猜测性质的。事情似乎就是这样了。

那么这些事情有什么道理呢？就是首先我可以排除一些不靠谱的说法，就是并没有一个民主党设计出来的排除川普的计划，只存在很多政治上也许会投票支持民主党、但是他们彼此是相互独立的诸侯的势力，想要给川普作对。比如说一个州想要取消川普的候选人权利，被最高法院叫停了，另一个州想要起诉川普的封口费，但这不是拜登设计的，也不是民主党中央设计的，根本没有存在一个民主党中央。也不存在什么川普代表人民或者拜登代表深层国家，首先在美国政治当中，任何一个能够问鼎中原的政治联盟都必须是封建联盟性质，如果你是非常单纯的代表某一种势力，比如说代表人民什么的，你就别想当总统了。能够当上总统，你就必须集结一个很广泛的联盟，像哈里斯的加州要跟拜登的特拉瓦联盟，但是两者之间的立场其实差得很远、跟奥巴马的芝加哥集团也差得很远，但是为了当选总统，你必须把他们联合起来，像大多数市政委员会市长一样。市长是根本指挥不动市议员和市政委员的，总统也绝不具备有支配各大诸侯的能力，哪怕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样的超强总统，他们永远也不会具备像蔡英文或者是马英九那样，因为我当了总统，我对本党事务是有决定权的这种地位。台湾总统对于自己的执政党的决定权，是美国总统对他所在的党派永远不会具备的。

而理论上的执政党或在野党的各个山头，彼此之间也是相互独立的、政策差得很远。比如说共和党在俄勒冈的议员尼西莫尔，他如果放在曼钦（Joseph Manchin）先生的西弗尼亚，他就是个铁杆民主党人；他比曼钦先生要左得多，但他是共和党人，曼钦算是民主党，但是他比共和党的尼西莫尔要右得多。哪怕是民主党代表中左派、共和党代表中右派这种在欧洲政治上大体上正确的说法，在美国都是不正确的，保守党的各个山头不会出现比工党的各个山头更左的现象，但是共和党的山头完全可以比民主党的某些山头更左，他们是封建联盟。拜登的人脉，或者说是川普如果想当选总统，就是要协调好各大诸侯，希拉里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她得罪了罗斯福民主党这个山头，而川普的失败主要就是因为得罪了麦凯恩共和党的这个山头。

之所以我说川普现在处理的比上次要好，就是因为像黑利（Nikki Haley）这样的山头如果得罪了以后，代表共和党温和派在全国都有影响力的山头，如果投奔到民主党这边，那么川普就输定了，不仅在宾州，他至少要输到四五个摇摆州。而黑利是比彭斯或者是切尼家族更不想让川普当选的人，但是她却神秘地退出竞选。她失败并不奇怪，但是奇怪的是她退出竞选以后，居然愿意去让她的支持者投票支持川普，还说川普虽然各种不行，但还是比拜登好一点，这里面必定有内幕交易。就是我以前对剿匪学院曾经说的那样（注：访谈281），川普在能够当选总统之前，必须跟各个深层国家集团达成默契才行，一定是发生了这样的默契，就像在乌克兰战争投票问题上，川普和约翰逊议长突然投票支持乌克兰的军援了，背后一定是有交易的。这些交易是什么我不知道，甚至可能将来的历史学家也只能猜测，而不能够得出可靠的结论。

什么叫做可靠结论？比如说尽管苏联否认，但是我们已经掌握了斯大林和贝利亚在卡廷屠杀波兰军官的文件，这就叫做硬证据、铁证如山。什么叫铁证如山？就是我手头就有共产国际支援中国共产党的账单，和斯大林在1935年、1936年为了支持蒋介石开出的飞机和坦克的单据，以及斯大林本人对蒋介石军事能力的评价。没有问题，抗日战争像朝鲜战争一样是苏联武器支持的结果，这是铁证如山的。

但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跟最高法院顶牛（Judicial Procedures Reform Bill of 1937），双方都在寸步不让的时候，宪法危机似乎就要爆发的时候，突然双方都让步了。尽管美国是比苏联开放得多的国家，时间早已过了30年，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文件和最高法院所有文件都早已公开，但是直到现在没有任何人像知道斯大林用坦克飞机援助蒋介石、共产国际用卢布养大中国共产党那样的铁证，来证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底是出于什么理由突然决定不顶下去了？最高法院几个大法官又出于什么理由突然也决定不顶下去了？有些历史学家经过研究之后说，这其实是错觉，几个重要的大法官本来就是打算怎么怎么怎么样的，并不存在他们突然由保守变成顺从新政妥协新政的，其实那是他们自己原有法律思想自发发展顺理成章的体现。然后我看了这样的书，看完以后仍然没有搞懂，因为这里面涉及法学方面的背景知识太多了，我在普通法方面的根底不足以判断他这种说法对还是不对。

另外的历史学家说，最高法院还是有一些政策的，认为出于某种原因，比如说点到为止、避免弱势司法跟强势行政碰撞，最后还是司法方面吃亏而且连带损坏美国宪政。另一些人说不是的，这是因为罗斯福主动做了让步，最高法院在取得胜利以后已经没有理由继续坚持了。还有一些作家说，罗斯福其实没有让步，只是由于国际形势的演化，他的注意力由国内政治转向国际政治了，因为国际政治和国际紧张局势可以使他不断连任，而国内无论他怎么搞他都连任不了。另一些人说不是的，罗斯福本来就不是左派，他本身就是传统自由派，只是出于权宜之计不得不接受了左派一些观点，然后他从来都是反对凯恩斯的，更不要说反对社会主义了；所以他一旦看到局势已经差不多可以控制了，同时某些政策的的弊端，比如说《工业复兴法》的弊端已经暴露，他就主动地控制局势。另一些人说不是的，他只是在党内和党外各种国内政治压力之下，不得不做出了让步。

好，这些说法全都是非常正牌的历史学家，根据众多原始材料得出的，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有斯大林支持蒋介石或者是共产国际支持共产党那样的硬证据，全都是推测性质的。到底是最高法院那几个领军法官，还是罗斯福本人，是出于哪一种原因做出了他们所做的事情，还是他们其实根本谁都没有打算让步，只是顺着自己的逻辑去走，但是由于国内国外形势的缘故，给人一种好像妥协了的印象？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全都不知道，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说明其中任何一种说法是有道理的或者是没道理的。

我相信在30年后或者50年以后，大家也不会知道川普在乌克兰问题上，或者他和黑莉之间到底是有默契还是纯属偶然？将来一定也会有历史学家说黑利根本就没有给川普妥协的意见，只是因为她本来就是个共和党人，所以搞到最后她还是宁愿支持川普，所以还OK。但是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大可信，但是我的判断也不一定可靠，我又不是美国人，根本缺乏美国人对自己本土政治那种，像是你自己对你自己的父母做出判断那种出于本能的准确性。我的想法就是，川普如果仅仅只靠民意支持，而某些地位稳固的大诸侯，像麦凯恩那样坚决反对他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在摇摆州取得胜利的。黑利有办法让他在摇摆州失败，如果黑利这个人和她背后的集团的做事方法跟台湾政治家一样，那么川普在黑利的支持者宁愿选拜登也不要选川普——2020年情况就是这样的，亚利桑那过去依附麦凯恩集团的很多集团，是宁愿让拜登上台也不愿意让川普上台的，那么川普一定会输定。

而川普为了能够上台，就必须做出很多妥协，其中有一个妥协我们已经看到，就是对乌克兰战争问题的妥协。尽管我成功地预见到了这一点，但是我仍然不知道默妥协和默契的具体的一种是什么，就像是我不知道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最高法院之间，到底有没有君子协定那样的妥协；因为正式的妥协和条约肯定是没有的，有没有君子协定那样的妥协，还是只不过大家都是误打误撞，像交通事故那样正好碰出了这个结果。川普在乌克兰问题上、在黑利问题上也是这个样子，而且我还敢于预言，从政治形势讲，在11月以前川普还必须做出好几项类似的情况。然后，顺便说一句，「深层国家」这件事情是川普的神话。但是我们借用川普制造出来的神话就可以说，在我的描绘就是川普必须跟大诸侯达成一致。川普必须还要跟大诸侯达成几次妥协以后，通向总统的大门才能为他打开，否则的话他是没有把握的，靠民意支持率是完全不靠谱的，拥有多数选民票并不等于拥有多数选举团票，这里面的复杂程度可大得很。

川普说深层国家，深层国家有好几种理解，比如说可以理解为常任的官僚专家集团，像博尔顿这样的人；也可以理解成为不会直接受选举风向影响的、根深蒂固的封建诸侯集团，这些人肯定会包括像曼钦先生或者像是拉斯维加斯工会、芝加哥招商委员会这样的介于官府和民间，有一些人也是政治家、但有一些不是这样的集团，像麻生太郎那些日本元老集团，诸如此类的都可以称为深层国家。那么我们按照这个逻辑，那么川普本人也是有一些深层国家支持的，他跟纽约金融家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很难说纽约金融家和跟他们相联系的政治集团不能算深层国家的一部分。

所以川普代表人民反对深层国家、排干沼泽地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不靠谱的政治宣传，不能拿来作为分析的基础的。深层国家为了反对人民而打压川普的说法当然是同样靠不住，民主党代表深层国家同样也是靠不住的。别的不说，里德（Jack Reed, Rhode Island）先生和西南各州的民主党集团、芝加哥集团和南方黑人艾布拉姆斯（Stacey Abrams）那些民粹主义集团，很明显，至少是跟川普在西部和锈带地区的民粹主义支持者同样强烈，甚至更加强烈的民粹主义性格，如果说谁是人民的话，他们好像比川普的工人阶级支持者更有资格称之为人民。所以运用民粹主义集团来拉选票这件事情是两党都干的，川普本人也是照干的。

同样，理论上按照阶级分析方法，跟民粹主义各集团站在对立地位的，人数比较少、在选票上不占优势，但是自己是有根深蒂固的封建性、足以左右选举的集团，比如说纽约金融家集团之类的，或者是加州或者是芝加哥的、跟国际金融组织和国家科技开发政策关系密切的产业，那么这些集团也是在川普方面也有、在拜登方面也有的，两党方面全都有的。两党都是拼凑起来的封建诸侯的联盟，它不具备有欧洲政党那种大体上中左和中右的分界线，更不要说是像国民党共产党这样有组织纪律的列宁主义政党了。你不可能对曼钦先生施加组织制裁、或者对麦凯恩施加组织制裁的，那样只会使你的联盟瓦解的，你必须像中世纪的封建君主一样，想办法让各大诸侯支持你；而且你事先就知道你不可能得到所有诸侯的支持，你只能指望你拉到的诸侯比起对方拉到的诸侯要更多一些，你必须做亨利二世（1133-1189）或者是美男子菲利普（Philip IV of France, 1285-1314）他们做的那些事情。

从法律和技术上来讲，通过司法诉讼阻止川普进入白宫是肯定不成立的。川普肯定知道这一点，但是他可能为了政治宣传的缘故，让他的支持者相信他是，怎么说呢，一个面对恶势力迫害仍然可以打败恶势力的英雄人物。他可能制造出这样的文宣效果，但他肯定知道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就像最高法院否决了上次把他排除出候选人名单之内的各州的提案一样，无论是封口费的司法诉讼还是诸如此类的其它案件，按照宪法和惯例，都阻止不了川普入主白宫。那么从选举政治的角度来讲、从争取民意的角度来讲，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凯撒之妻不容怀疑（Caesar’s wife must be above suspicion），即使凯撒之妻是清白的，但是只要有人怀疑她的清白，凯撒就必须跟她离婚。所以尼克松其实并不知道水门事件发生的事情，但是发生以后，他觉得这种事情如果闹大了肯定会连累到他头上，因为虽然不是他自己干的，但是是他部下干的，所以他吓得要掩盖这件事情；结果他对水门事件虽然没有罪，但是他的掩盖行却变成了妨碍司、法欺骗国会的罪。

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一下，川普的桃色新闻如果真的封口封不住暴露出来，会不会像是加里·哈特，跟拜登差不多时代的民主党议员竞选总统一样（Gary Hart, 1984 presidential campaign），给川普造成致命伤呢？就现在的局势来讲不会，顶多像克林顿的拉链门一样。我们要注意，尼克松其实并没有制造水门事件，他只掩盖了水门事件，而克林顿照现有的证据，说明他跟莱温斯基还是真有那么一回事的；但是他跟莱温斯基有没有事其实并不重要，也不影响，而是他有没有为了莱温斯基而对国会撒谎，这件事情就重要了，以及会不会在道德观念保守的美国人民当中觉得，这样一个花花公子不配当总统？

这种事情是相当严重的，比如说肯尼迪在世的时候，他自己是一个花花公子性格的人物，有很多受过一点精神病教育的历史学家论证说他其实是一个性瘾患者，他见了漂亮女人就要忍不住，是因为像弗洛伊德一样，是因为他童年时代缺乏安全感的缘故，所以只有追求到更多的女人他才能够找到自己的存在感。这种精神病理论到底正确不正确我们不知道，但是他确实搞过很多女人这是事实，而且有一次他还搞到了别人的某一个情妇头上。搞别人情妇并不重要，问题在于这个情妇是一个工会黑社会拉丁系天主教徒，像西德尼·谢尔顿小说《假如明天来临》（Sidney Sheldon, If Tomorrow Comes）那样的拉丁系黑社会工会系统的黑老大的情妇，而且该黑老大还跟古巴和拉丁美洲的克格勃渗透有一定的联系。

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和联邦调查局随时都在盯着总统，带有保护性，但是也有人说胡佛本人是一个封建诸侯，他是有意识地利用他所收集到的情报，来迫使政治家进行各种妥协，至少是迫使政治家没有办法解雇他。这些说法先搁这边不管，于是联邦调查局向总统发出警告，你睡了不该睡的人的女人，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然后肯尼迪才悬崖勒马的。媒体对肯尼迪是格外宽容，如果换成成是艾森豪威尔、或者是同样属于民主党约翰逊，这些事情早就曝光了。但是肯尼迪政府享有一个卡美洛特（Camelot）的名号，就是亚瑟王的宫廷，大家对年轻有为的改革家抱有格外的宽容，所以始终在替他遮掩，如果肯尼迪没有遇刺当了第二届总统，当他的光环消失蜜月期结束以后，这些事情都会曝光的。但他及时死了，他到死的时候蜜月期还没有结束，所以这些事情他在世的时候都没有曝光，他死了以后他的支持者同情他，更不愿意让这些事情曝光了。

而克林顿就没有得到同样的待遇。肯尼迪这些事情如果曝光的话，肯尼迪和尼克松竞选的时候优势也是很小的，很可能真的会使他比如说失去一些南方民主党的支持，而失去总统的位置，以及失去他推行的那些自由派改革的政治基础。而克林顿发生的拉链门虽然也是个丑闻，因为克林顿掌握一个优势，他一方面罗斯福民主党的传统支持者还没有对民主党绝望，另一方面他自己借助冷战胜利的东风，促使民主党右转跟国际资本结合，采取比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更右的政策；采取撒切尔式、里根式政策，招商引资吸引国际金融业推行全球化，使得美国的财政状态大幅度改善，赢得了本来在里根时代反对民主党、支持共和党的很多集团的支持。因此他两面通吃、总统位置相当稳固，因此他的丑闻虽然曝光，却没有像加里·哈特那样毁掉他的政治生涯。

川普所在的时代是政治高度极化的时代，局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就是即使川普传出丑闻，但是如果换掉川普，共和党提不出另外一个能像川普一样，有同样大取胜机会的候选人，那么就像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无论川普有多少毛病，哪怕像黑利这样的人都觉得没有办法换人，换人只会更糟。所以我认为照2024年形势来讲的话，即使封口费没有起作用，桃色新闻到处跑，对选举的影响非常微小，川普的死忠支持者无论爆出什么丑闻，都会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继续支持川普，它造成的冲击顶多是克林顿拉链门那种冲击，不会导致加里·哈特或者是水门事件那种冲击、或者是像肯尼迪没有曝光的桃色新闻那种冲击。

当然这也只是我的推理，我认为这件事情对川普选情的影响要低于，顶多是跟克林顿的拉链门相等，也就是说不会影响大局。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充分证据，证明川普周围的顾问，尤其那些低级顾问会不做息事宁人之类的事情。竞选是一个大工程，川普本来就是大财主，这点钱对他算得了什么？领导不可能每件小事都管的，很多事情就是他周围的低级秘书摆平，比如说我如果要去找某个议员去推销大蜀民国的伟大方案的话，那么必然是他自己的秘书来负责答复而不是议员本人，议员本人哪有时间去接待西撒哈拉和坦桑尼亚不知道什么地方的、某一个部落派来请愿代表团？那样的话他所有正事都干不成了。

川普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是很可疑的，弄不好就像尼克松其实并不知道水门事件那样，他是事后才知道的，开始都是他的部下这样在干事。无论他到底是真的有桃色事件，还是只不过是有女人来跟他碰瓷，因为他是有钱人，总会有女流氓来跟他碰瓷的，两个人私下发生的事情谁知道？只有上帝和他们自己知道。但是一个有钱人碰到碰瓷的时候，他可能真的是有一腿不得不对女人做出补偿，另一方面他可能根本没事是被女人诬陷，但是他的时间很值钱，对方的时间很不值钱。就像是大地主在春节的时候碰到叫花子上门说，不给我发钱我就上吊，他真的会给你发钱，免得大过年的让自己晦气，或者是节省他的宝贵时间；他的时间可不像叫花子那么贱，很可能为了息事宁人或者节省时间，他就真的给钱了。或者更有可能是他的部下不要让这件事情来麻烦领导，就真的给了钱打发走了，两个人之间可能根本就没有肉体接触，这也是有可能的，这种事情是永远不会查得清楚的。

川普本人不知道这件事情，后来他的部下替他摆平了这件事情，后来敌视他的检察官又把这件事情拿出来攻击他，想按照水门事件的故事，你虽然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你利用这件事情从中得到了政治上的好处、或者是妨碍了司法机关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那么你就有罪。那么他自己的感觉必然就是，作为一个傲慢的企业家，他在自己的企业里面，自己的部下对他是必须听的，但是作为政治家，他理论上的部下对他是不必听的。一个人很难改变年轻时的习惯，他很可能到了白宫以后，还觉得博尔顿或者是其他的老官僚老专家，应该像企业里面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应该听他，而后者却是认为他们是独立人员，是不用服从任何人的。更不要说那些理论上应该跟他是同党、实际上——对于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些职业政治家，他从小就清楚的，理论上的民主党人可能对他比理论上的共和党人要坏得多。但是川普可能是不清楚的，因为他是外行人出身，他是边干边学，像斯大林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那样，作为外行人通过经验来学习。
[00:45:12]所以，现在的川普可能已经懂得了他在2020年和2016年还不懂的很多事情。我们可以想象，今天的川普如果回到2016年的话，他很可能不会去跟麦凯恩家族死磕。对于职业政治家来说，看到川普跟麦凯恩家族死磕，感觉就像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政治家，看到勃艮第公爵（Charles the Bold, 1467-1477）跟瑞士民兵死磕一样的不能理解。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家，熟悉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政术，觉得封建主义都是sb，什么狗屁荣誉、金羊毛勋章、封建骑士。勃艮第公爵跟瑞士人打仗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他就算是——这些事情是有证据的，就是当时像马基雅维利一样的外交官，把这件事情写了下来。他们迷惑不解，因为法兰西王国正在干涉意大利的政治，而勃艮第公爵是法兰西国王的主要敌人，所以他们必须了解勃艮第公爵。他们迷惑不解地说，勃艮第公爵为什么要跟瑞士民兵打仗，这场战争就算是打赢了，他从瑞士方面得到的补偿，也不足以弥补他在军费和精锐部队消耗方面的损失；他因此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在法国方面团结各大诸侯对付法兰西国王，造成的机会成本的损失更是他无法弥补的。反过来如果勃艮第公爵被瑞士民兵打败了，法国的天下就是路易十一的天下了，法兰西王国称霸欧洲，觊觎意大利的财富，法国军队进军意大利就变得不可避免了。公爵为什么要做这种得不偿失的事情？

但是对于公爵来说，他是一个熟读骑士小说和骑士文学的唐吉诃德式人物，他鄙视他理论上的尊长路易十一，他认为路易十一是一个唯利是图的、跟贪婪的自私的意大利人没有区别的、不知道什么叫荣誉的君主，没有资格做高尚的骑士圣路易的继承人，而他才是圣路易一样的高尚的骑士。他和他的父亲好人菲利普（Philip the Good, 1419-1467）跟勃艮第骑士，听到圣地有难的消息就全员发誓，要做狮心王理查德做的，美男子菲利普不感兴趣、对他无利可图只会赔本的援救圣地和东方基督徒的事业。所以在他看来，跟根特市民的战争、跟瑞士民兵的战争是一个荣誉问题。作为一位堂堂的骑士，他如果被资产阶级商人打败了、或者被一群瑞士农民打败了、或者说在农民和商人的要求下让步，他还有什么资格做骑士？

骑士是专业的武士、农民和商人是业余的武士，如果他一个骑士的话，碰上商人和农民的侮辱竟然不能拔刀反击，那就像日本武士那样，日本武士在面临着非武士阶级侮辱的时候是可以拔刀的，因为那是他的荣誉所在。武士要随时牺牲生命，而农民和商人可以胆小怕死，农民和商人逃跑不算耻辱，而武士如果逃跑就算是耻辱，作为补偿，那么武士是不能侮辱的，你不能对一个武士说你是个胆小鬼。这个文化到现在都还在，比如说像《回到未来》那样的电影里面，男主人公当然他并不是个封建骑士，他只是一个里根时代的美国人而已，但是如果有人说你是胆小鬼，他就要气不过跟你打架，这就是绅士文化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留下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