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好的，阿姨您好，我是剿匪学院，那我们现在可以正式开始访谈了。本周突然出现的国际大事呢，就是巴勒斯坦的恐怖组织哈马斯（Hamas, 1987），突然向以色列发动规模空前的突袭，并且在社群网络上也传出一些侮辱以色列的虐杀平民的画面，以色列随后就对加沙发动了空袭报复。伊朗扶持的真主党（Hezbollah, 1982）呢，据说也威胁不排除从黎巴嫩的另一侧来入侵以色列。您在推特上说，哈瓦斯平时的资源其实跟当年的越共是一样的，不可能支持这种新春攻势（Tet Offensive, 1968）级别的全面进攻，所以现在必然是哈马斯提前几个月就进行了补给策划；那以色列即使攻击哈马斯也不能解决问题，只能从叙利亚以及从阿塞拜疆来对伊朗进行报复，但是伊朗背后呢其实又有中俄两个轴心国的支援，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似乎只能在报复跟反报复之间轮回。这种情况有点像当年蒋介石跟苏联，对于租界以及日本侨民搞恐怖活动一样难以解决。于是呢，现在以色列、土耳其还有伊朗在高加索地区的冲突呢，经过这次的恐怖行动必然就再次放大。您的推文似乎不认为那个以色列可以透过切断伊朗通往高加索的通道，来解决他们背后支持哈马斯的问题。可否请您为我们梳理一下这里面的一些战略上的关系，以及您对后续西亚还有高加索局势的看法？
刘仲敬：巴勒斯坦是一个典型的民族发明失败的例证。或者说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并没有打算发明巴勒斯坦民族，却被很多列强，包括现在的克林顿总统的两国论，强制性地要像奥地利人一样。奥地利人也没打算建立一个奥地利民族的，奥地利只有奥地利帝国，如果帝国垮台的话，那么似乎就应该变成德意志民族的一部分；但是法国不干，因为这样会加强德国的力量，使战败的德国比战前更加强大。所以奥地利人只有被迫建立了一个奥地利，直到现在奥地利虽然是一个国家，但是仍然非常缺乏民族的性质。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没有想到发明巴勒斯坦民族。巴勒斯坦、约旦和黎巴嫩当其实都是大叙利亚的一部分，巴勒斯坦、约旦和黎巴嫩都是地理名词，黎巴嫩是黎巴嫩山、约旦就是约旦河、巴勒斯坦也只是一个地区，本身并没有什么民族性。只是为了方便起见，在1919年以后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当中，如果以色列是一个民族国家、巴勒斯坦也是个民族国家，那么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了，那就是一个争夺土地，像法国和德国、意大利和南斯拉夫诸如此类曾经发生过的问题；那么我们只要把领土问题解决好，这一片划给谁那一片划给谁，然后吃亏的一方或者是比较穷的一方，欧盟再多给点援助，让他们去专心发展经济，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但是问题不是这个样子，就是巴勒斯坦没有一个像样的民族发明家的集团，形不成民族发明的统治核心。这一点与时间差有关系，也跟周边其他势力的干涉有关系。就是民族发明本来就是有时间差的，19世纪中叶东欧国家开始搞民族发明、土耳其帝国开始接触到民族发明的时候，大清国还一点消息都没有；20世纪初大清国开始接触到民族发明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比中东要晚了几十年了。巴勒斯坦的社会状态比起犹太定居区那一边，那些人虽然大部分是从德国犹太人瞧不起东欧来的，但是毕竟是来自于欧洲，在民族发明这方面、民族建构这方面是比较领先的。
在同一时期，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还没有民族建构的概念。上层的阿拉伯王公和教长大多数是英国的附庸，他们愿意卖地给犹太人，在他们看来犹太人是他们的附庸、是封建的被保护者，他们可以在犹太人身上收到比阿拉伯人身上更多的钱。而英国太上皇也没有任何想动摇他们统治地位的意思，他们准备按照封建主义的方式继续统治，不想要凯末尔在土耳其推行那种民族主义。民间社会也不像是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已经产生了一些最初是基督徒，首先由黎巴嫩人，今天所谓的黎巴嫩人在当时还被称为叙利亚人，输入到埃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但是在巴勒斯坦，这种民族主义还一点影子都没有。
巴勒基坦的上层是封建主，无论是教长还是王公地主还是部落酋长，他们依附英国，准备维持旧有的统治秩序，把黎巴嫩、叙利亚、大马士革和开罗的那些西化的知识分子鼓吹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看成是危险的革命和颠覆思想。这个做法并不新鲜，因为1848年的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是这么看的，他们不高兴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德意志民族发明家的劝进活动，尽管这些发明家想把王冠带在普鲁士国王的头上，让他当德国人的皇帝。而普鲁士国王和普鲁士保守派却认为，这种行为跟法国资产阶级要路易十四做立宪君主是一样的，第一步想把封建国王变成立宪君主，第二步就是建立共和国、把国王的头砍掉了，这是要把法国大革命的危险思想引入保守的德国，根本上违反了神圣同盟建立的依据，所以必须坚决镇压。巴勒斯坦封建主的态度也是这个样子。
人民呢？人民是费拉，也遵随过去土耳其帝国时期的社会形态。我们有些基督徒，那么我们根据阿拉伯征服以来的惯例，我们只要纳税以后就可以保持内部自治，上层政治的事情我们不要管，我们管不了，也只会对我们有害。穆斯林的态度是什么呢？真主要求你服从当权者，当权者是谁这个关系不大的，奥斯曼人走了，英国人来了，反正都是一回事，我们继续服从当权这就行了。什么叫民族国家？我们是善良的穆斯林，这就足够了，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民族国家。
而这时以色列人已经开始建国了。当时跳得最厉害的并不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而是埃及人和约旦人。巴勒斯坦本地的封建主级别都很低，酋长啦地主啦诸如此类的，但是埃及和约旦是有国王的，而且他们的国王是大英帝国的盟友，皇家空军就驻在埃及，英国跟埃及签署了军事同盟协定。埃及和约旦都不承认以色列的建国，想要出兵消灭以色列，而由民兵刚刚改装成以色列军队跟埃及军队作战，打掉了埃及的飞机以后，皇家空军就出来干涉，要求以色列人停火，否则英国就会向以色列开战。最后由英国军官担任总司令的约旦皇家军队，跟以色列签署了停火协定。第一次中东战争（1947-1949）其实是英国附庸国埃及和约旦两国跟以色列的战争，以色列虽然没有直接向英国宣战，但是跟英国的关系是极其敌对的，以色列内部的左派势力甚至认为，第一次中东战争是英帝国主义通过其傀儡，想打击社会主义的以色列国的一个阴谋。
然后约旦国王提出，约旦河西岸是大约旦的一部分，并没有什么巴勒斯坦国，巴勒斯坦人是约旦王国的臣民，他选出了一些当地的名流进入约旦王国参议院，建立了大约旦王国。耶路撒冷的很多宗教设施也由约旦国王担任保护人。即使在1967年战争以后，约旦丢掉了约旦河西岸，但是从法理上讲一直到80年代，约旦国会里面还有来自西岸的代表。约旦国民当中有60%的人其实是巴勒斯坦人，因为约旦王国是封建国家，国王的主要支持者就是贝都因（Bedouin）酋长，由英国军官训练出来的贝都因士兵构成约旦王国的根本；但是人口大部分从巴勒斯坦来的农民和城市中产阶级，这些人对于约旦王国和他们由游牧部落组成的军队是非常不满的，但是他们的战斗力远不如后者，发动暴乱的结果也是被镇压。至今约旦人口当中其实大部分是巴勒斯坦人。在80年代，约旦国王改变了政策，宣布解散包括西岸参议员在内的约旦参议院，修改了约旦王国的定义，把约旦王国的范围只局限于约旦河东岸（1988）。这也就是说，约旦不愿意再去搞这些涉及巴勒斯坦的收益很小、而且还会在约旦国内造成动乱的危险因素，所以还不如保持一个小小的约旦，可以从此置身事外。
埃及呢？埃及把加沙（Gaza）当作自己的领土，一直到1967年战争被以色列夺走了加沙，然后在戴维营协定（Camp David Accords, 1978）和萨达特总统和贝京的和解当中，埃及正式放弃了加沙。也就是说，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前，埃及对巴勒斯坦是有领土要求的，在80年代末以前，约旦对巴勒斯坦也是有领土要求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十年的变化，使得埃及和约旦放弃了对巴勒斯坦的领土要求，同时跟以色列人实现了和解，这两件事情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既然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并不是埃及人和约旦人，那么埃及跟以色列就没有什么利害关系或者安全意义上的冲突了，以后发生的情况也确实是这样，埃及和约旦不再是以色列的敌人了。
这时，西岸和加沙人的归属问题就变得很突出了。在以前等于是以色列跟埃及和约旦三国争夺这些领土，并没有人认为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1964）算个毛。当时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是公认的恐怖组织，阿拉法特想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的企图，得到了苏联的武器和理论的支持，但是遭到叙利亚和约旦的坚决反对。在叙利亚人看来，整个大叙利亚，包括约旦和巴勒斯坦，全都是大叙利亚的一部分；所以叙利亚人认为，叙利亚在70年代约旦发生内乱的时候企图出兵干涉约旦，后来被美国人赶回去了，这件事情不算是侵略，跟萨达姆入侵科威特一样，这等于是大叙利亚的统一。巴勒斯坦尤其是个地理名词，跟孟加拉一样。孟加拉国跟满洲国有什么区别？这主要是外国阴谋企图分裂我们。叙利亚的所有政权，包括比较温和的阿萨德军政府、和比较激进的复兴党政权、和复兴党以前亲英的自由主义政权，全都不承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一个民族；他们的立场是，以色列人侵略了阿拉伯人的领土，但是这些阿拉伯领土是属于叙利亚的，约旦和巴勒斯坦全是叙利亚的，尽管叙利亚现在没有收回来，但是将来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来的。
与此同时，最强大的、比叙利亚和约旦都要强大得多的埃及在纳赛尔的领导下表示，阿拉伯人像汉人和突厥人一样都是一个民族，现在虽然在帝国主义的干涉下分裂起来，但是早晚我们要像意大利和德意志统一一样，在我的领导下统一起来。首先我们要统一叙利亚，但统一叙利亚失败了，最后叙利亚一度被埃及统一又独立起来了。但是埃及的官方理论仍然是，埃及叫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nited Arab Republic, 1958-1971），总有一天要统一全阿拉伯的，请看，大叙利亚，包括叙利亚约旦巴勒斯坦黎巴嫩全都是埃及的，埃及说你们全是我的；叙利亚说，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全是我的；约旦说，我虽然不是叙利亚的，但是约旦河西岸是我的。这些领土要求是相互重叠的，它们跟以色列人唯一的共识就是，根本没有什么巴勒斯坦民族。
阿拉法特说有一个巴勒斯坦民族，只有苏联人和中国人愿意认它。照苏联人的民族理论，即使阿尔萨斯-洛林也应该成为一个民族，德国人和法国人随意支配阿尔萨斯-洛林这是极其荒谬的，我们共产国际应该支持阿尔萨斯-洛林的工人发明一个阿尔萨斯-洛林民族，沉重打击以法国为中心的凡尔赛条约维护派，这个凡尔赛条约维护派是坚定反苏的。OK，所以让法国人去死，阿尔萨斯-洛林万岁。苏联人主张要建立巴勒斯坦民族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本来是讲法语的阿尔及利亚人，把自己重新发明成为讲阿拉伯语的阿尔及利亚阿拉伯国家，主要是苏联人作祟，否则的话他们只是一个没有影响的极端派。
阿拉法特的情况也是一样，没有苏联是不会有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的。而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跟很多独派一样，我们要注意，巴解组织也就今天的法塔赫（Fatah）是独派，无论是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还是埃及和约旦一度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在本土社区基本上没有什么支持者，是经过苏联培训的极少数流亡者，在苏联的武器配置之下。它也并不指望在本土社会能够得到和平居民的支持，而是以恐怖袭击的方式开始进入国际社会，当然也就迅速地被定义为恐怖组织。
直到80年代里根当总统的时候，阿巴斯策划了埃及一个邮轮劫持事件（Abu Abbas, Achille Lauro hijacking, 1985），杀害了一个美国残疾人，一个67岁的叫克林霍弗（Leon Klinghoffer）的残疾人，把他扔进了海里。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伟大的龙应台，当时她是80年代广大启蒙爱好者和民主小清新崇拜的对象，这里面有一半是因为，当时尽管台湾人认为她是中国人，但是中国人却认为她是台湾人，因为按照当时80年代的沦陷区的定义，她和琼瑶、三毛之类的都算是台湾作家。好吧，她就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到阿巴斯劫船杀死了坐轮椅的克林霍弗，把他的尸体扔进了海里。美国记者问他，克林霍弗为什么浮尸海上？阿巴斯回答说，也许他想游泳吧。这个非常冷血的答复在美国激起了舆论哗然，但是龙应台像她的白左老师一样表示公正地说，为什么美国媒体不平衡报道一下巴勒斯坦人遭受的苦难呢？这些也是事出有因啊诸如此类的blahblah，这一套套话我们现在已经很熟悉了。对于文革话语熏陶出来的80年代的中国小读者，当时我应该是初中生吧，这套话语是非常新鲜的，而且看上去比起杀气腾腾的毛派话语来说要顺耳得多，但是现在反正我已经是听厌了，估计大多数知道分子也已经听厌了，根本不会引起一点点感情波澜了。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克林霍弗的照片登出来也是有引导作用的。什么叫引导作用？日本放出来的广岛影片是死在原子弹之下的儿童，这样是最能引起同情心的，如果是大人的话，普通读者对大人的同情心没有对儿童多。同样的道理，死的人不止克林霍弗一个，但是如果比如是轮船上的保安人员，带着枪的被杀了，那么人们就不会那么同情，因为他好歹是个带枪的男人；如果是女人或者是残疾人老人，克林霍弗既是老人又是残疾人死了，他是弱势群体、最应该受到保护的，巴勒斯坦恐怖组织以维护弱势群体为号召，却首先伤害弱势群体，最容易引起读者和观众的反感了。这就是非常有效的媒体技术。就跟那个南越警察局长阮玉鸾枪杀越共的那个照片一样（Execution of Nguyễn Văn Lém, 1968），表面上看只是一个事实陈述，这件事情确实发生过了，但实际上却有很强的引导作用，引导出对南越不利的舆论。因为读者或者观众一般都不知道警察局长全家刚刚被那个越共杀了，他们只觉得是，从照片上看起来，只是警察局长拿着枪杀了一个已经被抓住的、手上已经没有武器的越共而已。
其实这样的事情当然多得是。比如说像现在媒体就开始到处疯传被哈马斯抓住拖回当人质的一个女人的照片，为什么呢？如果是一个以色列国防军士兵或者民兵被杀了，那么观众会下意识地认为他是一个有武器的男人，没啥的，战争中间总会有人运气不好；如果是一个女人，那么人民的同情心就自然而然地在受害者一边了，这就有引导作用。但是因为我不再是80年代中后期那个看龙应台杂文的初中生了，我现在变成了一个老奸巨猾的舆论引导者，所以我看到这幅照片的时候没有多少心理上的波动，第一件事就是想到，妈的，蒋介石进入南京的时候（Nanking incident of 1927）杀的那些美国女人的照片、还有北伐军进入济南（Jinan incident, 1928）的时候被强奸的那些日本女人的照片，怎么没有拿出来发一发呀？
你看，这里面是很有讲究的。在二三十年代的日本人的眼中来看，日本人显然是吃了哑巴亏啦对不对？如果世界主流媒体也像发阮玉鸾枪击越共的照片那样，发南京事件被杀害的美国妇女的尸体，北伐军士兵得意洋洋地拿这些尸体当做反对帝国主义的胜利成果，发一些济南和通州（Tongzhou mutiny, 1937）那些被强奸的日本妇女的尸体？后来这些尸体被中国人拿过来反向利用，变成了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假的，但是你要注意，发这些照片的中国宣传机构都是给沦陷区的广大青少年看的啊，他们哪里有这种分辨能力？哼哼，所以相应的效果一定会产生出来的。
而英美的主流舆论对于日本妇女被强奸的照片是视而不见，主要报道的就是日本人在事后如何报复国民党的行动，给美国读者一个印象就是说，其实主要问题是日本在中国的帝国主义行动造成的，中国人的行动虽然有不当之处，日本人的报复也是有理由，但是归根结底还是日本帝国主义扩张过度的缘故。这就是现在欧洲白左和沙特的意见，就是说我们谴责哈马斯对平民的杀害，但是这种事情也是事出有因，巴勒斯坦问题形成，以色列人也是有责任的。所以济南问题形成，日本也是有责任的，虽然国民党不应该强奸日本妇女，日本人报复是有理由的，但是中国民众强奸日本妇女也是事出有因啊。日本人听到国际主流这样的评价，感觉必然就是，妈的，白种人就是看不得我们日本黄种人也当一个强国，我们日本人只能靠自己，不能指望什么国际道义、不能指望列强为我们主持公道，关键时刻我们只能靠自己。顺着这条路搞下去就是大东亚共荣圈，日本自己搞一个国际体系来，免得在欧洲国际体系当中处处被动。
好，当然，媒体这件事情其实是政权的外围，就是尽管每一幅照片和每一篇报道就是个别记者搞出来的，你只要有专业标准，不是伪造的就可以了，但是什么东西发得出来、什么东西发不出来——像叙利亚难民在海滩上的照片（Death of Alan Kurdi, 2015），发出来以后起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就是欧盟打开了接受难民的通道。像萨拉热窝炮击死伤的平民照片，在列强在联合国辩论的关键时刻发出来，结果是什么样？是为克林顿总统轰炸南斯拉夫打开了道路，使叶利钦总统想维护塞尔维亚的企图化为乌有。你看，媒体的引导每一次都是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所以不用说，现在的媒体引导发出来一个以色列女人的照片，让这个照片到处疯传，那就是说主流媒体的意思是，跟以前一样，日本人活该倒霉、南越政权活该倒霉、欧盟应该接受难民、美国应该轰炸南斯拉夫，现在是哈马斯应该倒霉，OK。
看到这张照片，老奸臣滑的我就得出结论来说，下一步应该是让哈马斯倒霉，主流媒体是这么决定的、主流媒体背后的世界性的精英团体是这么决定的，就像他们以前曾经决定过日本人应该倒霉、南越人应该倒霉一样。否则的话照片多得是，这个照片虽然是真实的，但发出的是别的照片。你一定要抽象地讨论一下，呜呜呜呜呜，被中国共产党关进集中营的维吾尔女性更可怜，还是被哈马斯拖走的以色列女性更可怜，还是被中国国民党强奸的日本女性更可怜？TMD这种事情只有上帝知道，你讨论一百年也不会讨论出名堂来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有人厌倦了，干脆忘掉了这件事情，事情就到此收场了。
舆论引导可以发挥的作用就是，在关键时刻让一部分材料发挥最大的渲染效果，现在这个渲染效果已经出来了。我已经分不清，就是我已经觉得，彼拉多那种在耶稣死的时候说，我也不知道正义是什么、是怎么来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Matthew 27:24）。彼拉多作为一个老政治家，在布满冲突的地中海东岸混了这么多年，看到犹太人各个派别之间杀来杀去吵来吵去已经很多次，他作为一个罗马人，唯一的目标是维护罗马的国家利益，他对于你们哪一派有理早已经没有兴趣了。虽然他觉得耶稣照罗马人的法律观念其实好像没有罪，应该至少不是个刑事犯，因为他好像至少是只动了嘴吧？但是犹太人一定要说他有罪。这件事情就跟罗马的国家利益毫无关系，他的意思就是，这事就像我经常说跟大蜀民国的国家利益没有关系，所以我不设立场一样，这事跟罗马帝国的国家利益没有关系，是你们犹太人自己之间的事情，我不管这件事情。虽然我个人觉得耶稣没有罪，但是你们要杀他你们可以杀，我也不来阻止你，但是你们要记住，不是我们罗马人要杀他，是你们犹太人自己要杀他，将来有问题是你们犹太人自己承担责任，我金盆洗一洗手，老子不管你们的屁事。
我现在对这些事情的感觉是这样子的，在80年代或者是在90年代，我还可以想一想，运用我渊博的知识，我提出一个更高明更高级的正义概念来，现在我已经完全不考虑这些事情了。这件事情跟大蜀民国的国家利益有关系吗？我能够从中间分到一笔钱吗？no，no，no，no，no。OK，所以去你妈的，你丫爱怎么引导就怎么引导吧，最终的正义只有上帝知道，上帝会对你们所有人作出裁决的，这就足够了。我能够看出来的就是，从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看来，伊朗和哈马斯所在的这一方，这一次要像30年代的日本和六七十年代的越南共和国、和90年代的南斯拉夫一样要倒霉，舆论引导是不利于他们的。
当然你也可以做反向的引导，比如说日本人当时也做过反向的引导、南越人和南斯拉夫人也做过反向的引导。南斯拉夫在90年代要倒霉的时候我还在沦陷区，中国方面的舆论引导是一个劲地护着塞尔维亚方面的，但是恐怕正因为如此，当时我还算是中国自由派，中国自由派搞出来的民间舆论影响又是疯狂崇拜美国，巴不得美国人除了炸南斯夫大使馆以外，把北京城也顺便炸一炸。这其实是什么呢？这其实就是站队问题。你强调哪一方面、对哪一方面更敏感，这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有阶级本能的因素和政治站队的因素在里面。
当然也有舆论影响的因素。比如说你赤裸裸地看到日本女人被强奸的照片，然后有人告诉你那是一个被日本兵强奸的中国女人，然后你的阶级本能就爆发出来了，凭什么日本人抢我们中国女人呀？正如奥威尔所说的那样，涉及女人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最敏感点，如果我们居于下位，就是受害者的位置，我们的女人就很可能被别人抢走。德国投降法国光复以后，法国人就有些把跟德国士兵睡觉的法国女人头发剪掉，这就是一种阶级斗争心理的表现。但是反过来的事情也是同样有的呀，海涅是德国的犹太人诗人，他写过一首很讽刺的诗，说有一个拿破仑老近卫军，在拿破仑倒台以后现在是倒了霉了，但是当年拿破仑皇帝南征北战的时候，他在德国可是很受欢迎的，他是这么写的，他的胡子上面沾满了德国妇女的眼泪。当然拿破仑倒霉以后，也没有德国妇女愿意喜欢法国兵了。
但同样，在30年代的日本读者的心目中，日本妇女在中国遭到侮辱这件事情，他们看到的就是什么呢？他们看到的就是，币原外相领导的日本外务省软弱无能，让自己无辜的妇女儿童在中国受到暴徒的欺辱，而英美主宰的国际社会对日本偏私不公，对日本人的受害置若罔闻。日本人怎么说的呢？就像贝京所说的那样，上帝和世人注定我们都将孤军奋战，我们不能事事靠美国人，事事靠美国人我们就完了，我们必须采取单边行动。日本人当时也觉得，我们非得要采取单边行动不可。
当然现在的舆论导向就是要让哈马斯倒一倒霉，所以接下来就要让哈马斯倒一倒霉，所以我们接下来对后来的发展应该是有一个基本盘在的，就是这样一个基本盘可以像你在做科研的时候——科研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你在最开始的阶段，要以最短的时间迅速排除掉大多数的错误方向，否则你把每一个方向都试一试，几十年都试不完，别人早都出成果了你还什么也没有出。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大部分的错误方向淘汰掉，就是像90年代的情况一样，无论中国方面——中国方面的宣传当然肯定是我刚才提到的那种事出有因blahblahblah诸如此类的宣传，多多少少是袒护哈马斯这方面的，但那是不起作用的，未来发展方向肯定向哈马斯或伊朗要倒点霉这个方向发展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考虑哈马斯是怎么起来的。我刚才讲到，法塔赫巴解组织是苏联支持下搞恐怖组织，在本土没有根基的情况下搞起来的，一直到80年代末以前他们的地位都是恐怖分子，而且它只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并没有成立巴勒斯坦国的流亡政府。埃及和约旦放弃对巴勒斯坦领土要求以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80年代末期才转型为正规的巴勒斯坦国政府。
像国民党本来也是，它的国际形象最初跟义和团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在1928年在南京执政以后，而且向英美和欧洲国家宣布它承担了反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任务以后，才勉强获得一点体面。巴勒斯坦也是这样的，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在80年代末宣布建国，并且在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开始承担反对哈马斯和其他恐怖主义的任务以后。其实直到克林顿总统那时候，纽约人还是觉得法塔赫跟哈马斯有什么区别？你丫全是恐怖分子。就跟日本人在30年代觉得国民党共产党有什么区别，你不都是恐怖分子吗？英美欧洲国家想要利用温和派恐怖分子国民党来镇压极端派恐怖分子共产党的做法是虚伪的而且苟且的，难道你们不知道美国人英国人的尸体在南京受到国民党怎样的侮辱吗？你们欧洲人真是，像今天的极右分子看待白左全球化主义者一样，你们真是绥靖主义苟且主义，拜登还给伊朗送钱。你们英国人和美国人还想给国民党送钱，让国民党来镇压共产党，呵呵呵呵呵，共产党跟国民党就是一家的，我早就告诉过你了。
所以克林顿总统屁颠屁颠地邀请以色列总理和阿拉法特，当时的以色列总理好像是拉宾（Yitzhak Rabin）吧，来谈判的时候，纽约市长就表示，总统爱邀请不邀请，但是阿拉法特不能到我们的地盘来。克林顿总统很急，说你丫要破坏国家的外交大计吗？纽约市长说，去你妈的，我只知道阿拉法特是一个恐怖分子，他的手上沾着美国人的鲜血，克林霍弗的尸体还浮在海上呢，那不是不到十年前的事情？你克林顿总统干什么我管不着，我们纽约人绝不接待恐怖分子。这个态度就跟30年代日本人的态度是一样的，你们欧洲人美国人已经忘记了国民党共产党都是恐怖分子，我们日本人还记得呢。你们爱干什么干什么，我们要在中国进行反恐活动的时候，要连国民党在共产党一起打，OK，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站在国际主流的角度来讲，苟且的事情太TMD多了，就是一个成本问题嘛。大英帝国还有伟大的法兰西共和国，在第一世界大战中损失了大批优秀青年，不收缩一下行吗？不收缩一下我们的人手不够了。让印度人肯尼亚人什么的、塞内加尔黑人兵团给我们填填空缺，但是人手还是很不够呢。只要不是太过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跟我们站在一起，小的违纪行为我们就不管了，收编来就收编来吧。大明朝不是也是让高杰这样的流寇当了总兵嘛，我们让国民党承担一下反共的任务有什么不可以？让阿拉法特承担一下反恐有任务有什么不可以？苟且一下苟且一下。你们不满也可以，你行你自己上呀，反正我们的兵不够，我们要节省一点成本，谢谢。我们节省成本的结果就是，舆论就渐渐地不提阿拉法特自己是恐怖分子的事情了。
这个事情是跟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一拨由苏联支持的世俗主义的激进分子以外的、现在我们所熟悉的伊斯兰主义激进分子，而且改变了世界舆论的认知地图。1979年以前，无论阿拉伯世界穆斯林世界还是全世界，共同的看法就是，世俗主义者是激进的，其中的极端派别愿意做苏联的走狗；宗教主义者也就是伊斯兰主义是保守的，他们一般是亲英的，或者是亲近那些封建地主的势力的。无论在印度马来还是也门，情况都是这个样子的，只要是激进派，无论是激进的共和主义者还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全都把这些宗教保守势力看成是亲英亲殖民主义亲封建地主的落后势力，他们不是激进势力。
1979年伊朗革命戏剧性地改变了这种情况，像列宁在1917年一样。1917年以前社会主义者是极端痛恨官僚组织和计划经济的，列宁一上台，把这个机器接管到自己的手里面，以后整个20世纪左派的特征就是热爱计划经济和官僚国家。本来按照马克思的经典论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打倒官僚国家是19世纪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口号。马克思心里面的官僚国家是两个拿破仑建立起来的法国常设文官体制，在法国不断发生革命，议会和内阁每两个月就要倒戈一次的情况之下，是这个官僚体制维持了法国国家的稳定，但是它当然是损害社会自治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恩格斯跟托克维尔这样的保守自由主义者达成了一致，他们一致认为，像美国这样的民间自治，没有专业官僚、什么事情都由人民自治组织办，这样做虽然也有流弊，比如说林奇（lynching）、法官私刑，人民虽然没有什么法律知识也没有办法把事情调查清楚，但是人民自己就建立一个程序不合法的司法机构自己审判犯人，因为自己很外行的缘故也很容易制造出冤假错案；但是在这一方面，右翼的保守派的托克维尔和左翼激进派的马克思恩格斯又一次达成一致，宁可让这些业余爱好者的人民犯错误，也不要让自私的专业官僚集团来操纵社会，损害社会的活力。
列宁上台以后，这个游戏就颠倒过来了。本来19世纪的做法是，英美自由主义者和亲英美的保守自由主义者，像托克维尔这样的人反对官僚机构，但是欧洲大陆的保守派，比如说普鲁士王国的保守派和法国西班牙这样的天主教大国的保守派支持官僚国家和常备军，那些官僚国家和常备军主要是他们自己的人，而包括社会党人在内的左派是反对的。以后苏联一成立，这个游戏就颠倒过来了。
本来1979年以前伊斯兰主义是保守势力，比如说在30年代新疆的局势也是这样的，伊斯兰主义是最保守的，一直是反苏反共的力量。伊斯兰主义者最主要的发源地在印度也就是英印帝国，印度伊斯兰主义者通常是支持大英帝国的统治的，连国大党那种本来已经是很温和的先自治再独立也不愿意，因为无论如何，独立以后穆斯林就变成了少数。他们首先是要求大英帝国永远留在这里，维持穆斯林少数的地位，其次在大英帝国非撤出不可的时候才发明巴基斯坦的。在也门，沙特支持的伊斯兰主义者跟埃及的世俗主义者作战，世俗主义者当然是纳赛尔主义者，是更加激进更加亲苏的力量。1979年以前一直是这个样子，伊斯兰主义者更保守更亲西方，世俗主义者更激进更敌视西方。
霍梅尼上台，他用列宁党的组织、用配给卡和军事工业赶走了当时似乎很有希望——当时美国人都是这么看的，美国认为伊朗国王倒台以后，伊斯兰主义者可能是要完，像俄国的东正教徒经过短暂的克伦斯基时期以后，恐怕亲巴勒斯坦和亲苏的伊朗人民党会夺取政权，把右派的伊斯兰主义者和伊朗国王势力一起镇压掉。虽然革命初期是自由民主派、伊朗人民党和伊斯兰势力共同执政，像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一样形成一个不稳定的共治局面，只把伊朗国王给赶走了，后来恐怕就会变成伊朗人民党借助苏联的支持建立红色专政，把自由民主派和伊斯兰主义者全部镇压掉。
当时美国的预算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希望伊斯兰主义者跟自由民主派联合起来对抗左派，如果自由民主派如同大家预想的那样自己顶不住，那么宁愿让伊斯兰主义者执政也不愿意让人民党执政，就像在印度宁愿让甘地和印度保守势力上台，也绝不让亲苏的激进派上台一样。当时的美国外交官就是把霍梅尼比做甘地的，现在当然想起来觉得这样很滑稽，但是其实有一点是共同的，甘地希望唤起印度社会的印度传统宗教的力量来抵制激进势力，霍梅尼本身也代表了伊朗传统宗教势力的一部分。而且在1979年以前这些势力是亲英亲殖民主义的，比所有的世俗主义者都要保守得多，所以美国人当时这样考虑也是不无依据的。
1917年罗莎·卢森堡和欧洲社会党人都根本没有想到，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本来是出身极左派的，却会跟当时应该是极右势力的军事工业集团、计划经济大官僚国家结合在一起。然后卢森堡、普列汉诺夫、全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工党和俄国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一致地大骂列宁，但是用嘴说并没有用处，列宁靠这套手段改变了左派的定义。霍梅尼在当时在伊朗国内也被同样属于伊斯兰主义者的，比如说蒙塔泽里（Hussein-Ali Montazeri）和其他什叶派的大宗师痛骂、被国外的侨居欧洲的和伊斯兰世界的其他的宗教领袖痛骂，但是骂也并不管用，他只要掌握了配给机构和军事工业，他就像列宁一样坐稳了江山。
1979年以后，伊斯兰主义的定义就改变了。1919年以后的左派就是官僚的国家和军事工业的支持者，1979年以后伊斯兰主义者也就不再是保守派而是激进派了，因为谁都斗不过政权力量，掌握政权的人是能够改变历史的。于是随着霍梅尼的上台，打倒苏联支持的世俗激进派、也打倒美帝国主义和以色列的呼声甚嚣尘上。伊朗运用他的国家势力，支持出了一些既反对苏联的世俗革命派、又反对所有亲美势力的新代理人，真主党和哈马斯就是1979年以后的产物，就像中国共产党和所有共产党都是1917年和1919年以后的产物。1917年以前，世界上只有社会民主党、工党、独立工党、独立社会民主党诸如此类的党派，没有什么共产党，共产党都是苏联制造出来的；1979年以前也没有真主党哈马斯这些东西，伊斯兰主义者的势力都是保守的，以后就有了哈马斯真主党和这一派的势力。
而法塔赫必须面临跟哈马斯竞争的局面，也是从1979年开始的。国民党跟共产党竞争的一个策略就是，把自己通过宋美龄外交化妆成为反共势力，希望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法塔赫也有同样的国民党问题，它希望化妆以后能够得到欧洲和美国主和派的支持，帮助它来镇压哈马斯，这个目的达到了。90年代奥斯陆和平协议以后，巴勒斯坦人主要的金主变成了，六七十年主要金主还是苏联，其次是中国，七八十年代增加了阿拉伯国家的金主，90年代以后主要的支持者就是欧盟，欧盟付钱来支持你维持和平，就像列强支持三十年代的蒋介石来反共一样，帮助它镇压哈马斯。
同时，西岸和加沙的局势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约旦和埃及彻底割断了跟西岸和加沙的联系，你们爱咋咋地，老子我不管你了，我要专心发展国内经济，自己去过小日子了，去你妈的，我们过去几十年管你管得太多，真是TMD得不偿失。以色列也在同时，为了割地求和缘故、为了以土地换和平的缘故，放弃了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经营，开始进行重点经营，也就是说大以色列不复存在了，以色列要吞并的只有戈兰高地。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大部分地方，在约旦和埃及放弃加沙地带的同时，被认为是以后要为了和平而放弃的地方，因此以色列也放弃了1967年以后占领初期，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积极经营发展经济的政策。
于是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像90年代的非洲在苏联解体以后被俄罗斯放弃也被美国抛弃，一下变成无主之地一样，是在这以后，这时又正好赶上法塔赫跟哈马斯竞争，在这以后法塔赫和哈马斯的势力才渗入到西岸和加沙地带，并且像国民党和共产党一样相互斗了起来。在那以前，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上层精英，他们多半是向着约旦王室和埃及保守势力的，带着他们的钱和行李，像俄罗斯的保守派一样嗖嗖地逃跑了。本地留下的只有穷人，穷人没有明确的政治意识，也不知道怎样参加现代政治，他们因为以色列的经济政策老实说是受益匪浅，尽管他们在以色列也没有什么政治权利；而以色列人还有一派是主张建立大以色列，他们全部吞并进来，把他们变成像以色列的阿拉伯人这样。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犹疑，戴维营协定1978年以后，以色列的官方政策确定了，不要大以色列只要小以色列，以色列和埃及约旦一样，不要让自己的负担过重。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以色列和埃及约旦是主要的争夺者，现在情况一变，就像苏联美国在60年代争夺非洲、90年代又同时抛弃非洲一样，以色列埃及和约旦在60年代争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现在又在90年代把它们全部抛弃出来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现在变成无主之地，以色列人只占领了几个国防上有意义的安全要地，大部分社区就被它抛弃了，抛弃结果就是这些社区没有上层精英。
在这个时候，刚刚宣布建国的巴勒斯坦国法塔赫、和没有宣布建国仍然以革命组织自居的哈马斯，就开始把他们的特派员暴力专家派进了这些地方，然后派进来的结果必然就像国民党和共产党进来以后，他们就打起来了。约旦河西岸在八十年代末期以前是个非常平静的地方，以色列的军政府和广大的顺民发展经济发展得很不错，暴力冲突是在海外，在黎巴嫩、阿尔及利亚这些地方展开的。以色列和埃及约旦同时放弃在这些地方以后，当地人就经常变成国际新闻的头版头条，什么谁谁谁拿着石头扔呀扔呀扔呀，巴勒斯坦人用石头对抗以色列人的神话就这么产生出来。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实际情况是以色列撤出以后，法塔赫和哈马斯进去以后，就运用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对付英国人的做法：以色列人的目的不是要走吗？我不让你走，你走了以后只留下了几个军事要点，我就带着人到军事要点去，周恩来带着黄埔军官在后面，妇女儿童站前面扔石头，以色列人如果不还击的话，就像五卅惨案（1925）这样和沙基惨案（1925）你就挨打，如果你还击的话，哈哈哈，舆论就说你攻打妇女儿童。
[00:46:39]这套做法是受过苏联中国训练的法塔赫发明出来的，用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上海广州的同样技术，赶走英帝国主义的同样技术，想让以色列人撤速的更快一点。但是如果以色列人不撤退的话，其实他们是根本打不过以色列人的，大英帝国如果不撤退的话，国民党共产党的碰瓷行动也展开不了。正因为大英帝国正在撤退，所以你用这种碰瓷出来，可以第一使他们撤退更快，第二可以在他们撤退以后自己占地盘。所以约旦河西案和加沙变成新闻就是在这个时期。当然这样的结果就是以色列跟大英帝国一样撤退得更快了，除了我军事上需要控制的跟戈兰高地一样的要地以外，别的地方都是我的包袱。花钱给你们搞福利还有这个那个的？去你妈的滚滚滚滚滚，老子走得更快一点。
走得更快一点就出现这个问题：周恩来同志赶走了英国人以后，蒋介石和毛泽东就要争天下了，所以哈马斯和法塔赫的斗争就完全白热化了。欧盟拿钱来资助和平，给阿拉法特洗白，让阿拉法特跟以色列签协议，但哈马斯不签。哈马像共产党一样，国民党跟日本人签和平协议，我们就连国民党跟日本一起打；而且一般来说，我们打不到日本人也打不过日本人，但是我们能打到国民党，并且打国民党的好处更多，于是它重点打法塔赫。欧盟资助国民党在加沙和耶利哥（Jericho）搞自治政府，哈马斯在这里面搞暴动。那法塔赫现在已经没有苏联支持，苏联已经不存在了，那依靠欧盟支持，欧盟支持以经济为主，虽然你可以走私搞一点武器什么的，但是走私搞出来总比苏联军事专家正式训练出来要差很多，所以处于被动状态。而伊朗毫不犹豫地给哈马斯提供武器，结果哈马斯在武器方面渐渐占了上风。
最后在2006年暴动（Hamas’s takeover of Gaza）当中，以色列是撒手不管，我已经把加沙踢出去了；哈马斯从法塔赫手里面夺走了加沙，法塔赫占据西岸、哈马斯占据加沙，国民党跟共产党划江而治。而且国民党还必须跟共产党竞争，我要收复钓鱼岛，周恩来就要号召广大海外爱国华人说，国民党归根结底还是要卖国，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收复钓鱼岛，必须跟哈马斯一起去搞竞争活动，要竞争，要不然自己就会在激进事业当中丧失支持者。于是2006年以后的形势就变成这个样子：共产党在一二九运动（注：1936年12月）中牵着国民党走，它总说国民党反日还反得不够，无论你怎么反都他都说你太保守了，是卖国贼，哈马斯用同样方法牵制法塔赫的鼻子走。同时因为法塔赫没有苏联人支持，中国在闷声发大财的时代支持是大大减少了，而伊朗却积极支持哈马斯，军事平衡渐渐变得对哈马斯越来越有利，法塔赫像国民党面对共产党一样，形势日益被动。
克林顿总统和欧盟的意见就是让法塔赫做蒋介石、让蒋介石建立中华民族、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问题变成两个民族国家之间的问题。但是法塔赫首先它一开始就违背了民族建构基本原理，民族建构的基本原理是由本土产生的精英，比如说巴勒斯坦自己产出的地主商人和社区领袖建立的民族，而法塔赫是像国民党一样的一个外援列宁党。你指望法塔赫建构一个巴勒斯坦民族，那就等于说是指望蒋经国在台湾建构台湾民族一样，它跟本土产生的社会精英是不和的、始终是依靠外来精英的，而且在发展列宁党的革命技术方面，又不如外来的卢布和枪杆比它更硬的哈马斯。所以巴勒斯坦民族建构失败，变成了两个革命政党集团之间相互斗争的局面，这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