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阿姨您好，我是Jimmy。本周首先想请您谈一下美国的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季辛吉）。基辛格上周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中有发言，他呼吁美国和西方不要寻求俄国战败，他警告这恐怕会造成欧洲长期稳定形势的恶化。他还鼓励西方迫使乌克兰接受跟俄国恢复谈判，恢复到原本的状态，也就是战前的领土情况。这个建议之后就被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否决，乌克兰的底线是至少要回到2014年之前的领土状态，就是乌东的部分归乌克兰所有，而不是2022年开战前的状况。另外在同一场会议中基辛格也提到说，美国和中国必须寻求避免在两国紧张的外交关系当中把台湾置于中心位置，他说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有必要避免直接对抗，以利于全球和平。阿姨您之前有讲过基辛格和尼克松（Nixon）发起美国联中抗苏的历史，那在1972年事件之后的50年，基辛格逐渐成为美国外交界的教父，他的徒子徒孙也大批地成为后来的「拥抱熊猫派」，在美国的国务院体系和各大智库中都发挥着很大的影响力。基辛格今年已经99岁了，他在49岁的时候策动的这个联中制苏战略，影响了之后半个世纪的历史发展。请阿姨跟我们谈一下，这样的活历史人物到今天是否还有发挥他的影响力？他对乌克兰和台海的观点，是否还是代表美国某些派别的声音？基辛格的徒子徒孙今后还能继续影响美国政坛吗？谢谢。
刘仲敬：

基辛格其实是一个历史上很常见的人物，就是说他自己扮演的角色和他本人不太一致。像他这样的人在欧洲其实是主流。在这方面，他个人的出身跟他自己的自我认同也是不一致的，这在犹太人当中很常见。例如马克思和海涅，在他同时代的人和后代的读者眼中，他的犹太性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们自己显然就没有自认为是犹太人，马克思甚至写过反犹的文章。在这两个人心目中，他们都是德国新教徒家庭出身的启蒙思想家。他自以为在他的祖辈背弃犹太教、加入新教会以后，他们的犹太性已经不存在了，而且认为在他自己在年轻时代信奉了启蒙思想、而抛弃了任何有组织的教会以后，他们跟任何宗教传统的关系都已经非常淡漠，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进步人士那样。

但是其实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子。这在知识分子当中是非常典型的。知识分子的习惯始终是想要用自己的观点、言论、文字来塑造自己，而不是用自己的行为和出身来塑造自己。当然这里面原因也是很简单的，就像是做题家肯定要用自己的学位来说明自己。托克维尔曾经说过，贵族组成的军队一般来说只用爵位来相互称呼，平民组成的军队就会用军衔相互称呼；因为没有军衔，那么他是杂货店老板、我是餐馆老板，根本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如果他是上校、我是上尉的话那就差别很大了，在军队中获得的职位对他们很重要。但是对于公爵和伯爵来说的话，他们入伍前是公爵和伯爵，退伍以后还是公爵和伯爵，在军队里面获得的那些职衔的高低不影响他们的社会地位，军队对他们是次要的。

所以像牛津剑桥这样老牌学校，他们的成员一般来说是只称先生（Sir），而不是称为什么博士学士之类的，那是很庸俗的，他们也不讲他们自己搞什么研究项目。从他们的角度来讲，他们认为他们是贵族传统的继承者，大学是贵族社团的一部分，他们无论从事什么研究或者不从事什么研究，只是业余爱好而已，跟那些为了谋生的需要去从事某种行业的技术工人完全不同。你如果说他们在学校里面是钻研某一个课题，那是在侮辱他们，等于说他们是没饭吃，为了搞一碗饭吃，就像是木匠的子弟去学木匠活一样，他非得把木匠搞出个名堂来。不是的，他们是像卡文迪许爵士（Henry Cavendish FRS）那样的人，爱干不干，钱都不会少，他们只是为了消磨时间。研究化学或者是物理学，对他们来说跟达尔文收集蝴蝶标本是一样的，都说明他们是高贵的有闲阶级；只不过就像是钢和泰男爵（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曾经在北大当教授、是胡适的朋友——他是波罗的海的日耳曼贵族，就是今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那一带的人——跑到东方去研究冷门学科一样，照德国人的说法叫做「每一个男爵都有他的幻想」，这是他们阶级特权一部分。如果他们承认他们是在研究某种专门学问，就等于是降低了他们的阶级身份，把他们由「君子不器」的贵族降低为「术业有专攻」的木匠了。

知识分子自己往往产生于或者是破落贵族、或者是来自比贵族更低的行业。他们喜欢的就是抹去自己的阶级出身，用自己的成就来代替自己，尤其是自己特别有心得的那一方面。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希望按照自己大脑里面构建出来的世界来定义自己——世界从零年开始、从理念开始，理念以外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但是他们在世界上发挥的作用，跟他们自己给自己的定位通常也是不一致的。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学了物理学，变成一个物理学家，他很可能自我定位就纯粹是个物理学家，比如说像霍金这样的人，而不会是像他的妻子和他的护士定义他那样，主要是一个利用公众知名度和媒体给自己赢得社会地位的科普作家。

基辛格的自我定位是俾斯麦和梅特涅之间的人，就是19世纪欧洲外交黄金时代的人。他像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是自不量力的，像马克思、也像我一样。他要让世界变成他想要的那个样子，他喜欢的那个样子，这是所有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例如，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罗马法学家以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总是喜欢用罗马时期的比喻来描绘中世纪的现实。这样对政治有非常严重的影响，因为罗马皇帝的权力比中世纪的封建君主要大得多，事实上正是由于他们有这方面的爱好，所以他们才会被国君所喜爱、同时也被贵族和各等级痛恨。从德国各行会的意见和法国大贵族的意见来看，他们是卑鄙的，加强国王的权力、削弱他们的传统特权。而国王看中的就是他们这一点，国王最喜欢的就是获得他们自己本来所没有的，罗马帝国皇帝那样的权力，而罗马法学家却最喜欢把他们比喻成罗马皇帝，而各等级则最讨厌这些法学家做这样的比喻。

而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呢，就动不动要把红衣主教和当时城邦的要人比喻成为罗马共和国的元老。宗教改革派和反宗教改革派对他们抱着同等的仇恨。从宗教改革派的角度来讲，这样恰好证明了罗马教会的世俗性、以及它不配作为基督的代理人的现实。赎罪券和各种利用教会的捐款来供养艺术家、修建豪华建筑这些事情，都是这么搞出来的。从反宗教改革派、包括耶稣会的立场来讲，宗教改革之所以会兴起、北欧之所以会背叛，就是因为意大利的教皇和红衣主教都掌握在这些名义上信奉基督教、一心想要把教会变成希腊罗马元老院的人文主义者手里面，所以教会才会没落。所以首先要清洗罗马天主教会，把这些人赶出去。这都是知识分子的想象影响了政治现实的结果。

而基辛格有他心目中的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跟我心目中的黄金时代有一点相似，都是1914年以前的旧欧洲。他心目中也是像很多欧洲人，包括前总统密特朗和大多数欧洲人，特别是法国和德国有教养的人士一样，相信1914年的枪声使欧洲的灯熄灭了，永远没办法重建，他们是永远无法原谅美国人的。戴高乐曾经说过，美国根本不算是一个国家，这恰好也是斯宾格勒和欧洲知识分子共同的看法。

他们认为，美洲是一个有社会而没有国家的地方，美国参加世界秩序完全像是神圣同盟时期俄国沙皇亚历山大参加世界秩序一样，是欧洲人自己的错，把欧洲以外的势力引进了欧洲。欧洲人有精妙的外交平衡和长久的政治传统，但是却由于实力的不足，不得不把野蛮的、只会依靠大量地、海量地堆砌物资和士兵的外人引进来维护欧洲的平衡。

但在这种情况之下，欧洲平衡的维护者还是有办法的。他们像贾似道时代的所谓《平戎策》的操作者一样，相信他们能够利用野蛮人来维护文明人（也就是欧洲人）自身的目的。就像梅特涅和俾斯麦巧妙地利用俄国沙皇势力来维持欧洲平衡，防止法国人的野心迫害欧洲平衡一样，他们可以操纵美国人，利用美国人来维持他们心目中最美好的理想，就是神圣同盟想要建立的那种欧洲平衡。

他们认为，威尔逊主义建立起来、开始的意识形态外交是粗糙的，跟大众民主相联系的，使欧洲人的精致的艺术没有用武之地。就像是丰臣秀吉时代日本武士认为，如果大家都用火枪了，武士精妙的剑术和长期训练就没有用了，农民出身的士兵用短期训练就可以打死长期训练才能产生的武士的武术，这简直是阶级颠倒，也是文明的退化。所以禁止火器是很有必要的，并不是出于庸俗的目的，而是为了维持文明的质量。

但是它所需要的那种精妙的外交术是需要有一个强而有力的贵族阶级，像塔列朗所怀念的法国大革命以前的贵族阶级还在发挥作用的时候，社会体系还比较复杂的时候，以及各国的众小邦林立、大国实力相差不算太远的时候才能维持。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这个国际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出来的两极世界和后冷战时期产生的单极世界都不符合他的理想。

我们知道，政治体系归根结底是由于实力对比造成的。政治体系的操作者，包括受过特殊知识训练的人，这些人比如说像为蒙古人和满族人效劳的士大夫，也包括儒化的蒙古人和满族人自身，他们的想法总是要把蒙古皇帝和满洲皇帝变成宋明皇帝类似的角色。但是能成功到什么程度，还是取决于皇帝本人攫取资源的能力。中世纪的君主想要把自己变成罗马皇帝，但是最终起作用的并不是他用了多少热衷于罗马法的顾问，而是他自己建立常备军和财政体系的能力。但是这些伟大理想扭曲了他们的政策，使他们的政策尽可能偏向他们的伟大理想方向。但是跟大多数受知识分子影响的政策一样，它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多半是扭曲和夸张的。容易掩蔽这些倾向性的背后，起实际作用的仍然是实力对比。

基辛格作为犹太难民的后代，在美国人看来，他就是美国人收容的众多欧洲人，自古以来收容的众多欧洲人的一部分，在美国化以后应该变得跟美国人没有什么区别。他如果不是知识分子的话，也许，因为美国犹太人当中很多都是这个样子，除了要在犹太人的某些特殊节日要放一放假以外，跟普通美国人没有什么差别。欧洲人（特别是东欧人）心目中是犹太人的特殊性，甚至邪恶性来源的那种经商能力，在美国犹太人当中基本上显示不出来。也就是说是犹太人在美国的金融界和资本家当中没有什么特殊地位，这恰好就是因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开放性造成的。

其实，犹太人在东欧的特殊地位是跟封建制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恰好是由于封建制度对各行业的限制，使得某些特殊行业变成了只有犹太人才会去做、别人都不会做的地方，所以才给各等级造成一种印象，就是犹太人有经商的天才，特别容易发财。而在美国这个本身就崇尚商业文化，基本上人人都多多少少想要做知名企业家，都有发财机会的地方，犹太人所谓的商业特长和赚钱能力之类的，也就变成纯粹的神话了，而公众也不会觉得犹太人有搞神秘组织、秘密组织剥削他们、牺牲公众利益来给自己发财的特别形象了。

但是，因为基辛格是知识分子的缘故，他的自我认同当然不是犹太人。比较天真的以色列人以为他当国务卿，会对以色列比较有利，结果是恰好相反。因为在美国国内，就是在1967年战争以后，比较强硬、主张强硬支持以色列的派别，恰好是跟「美国特殊论」关系比较密切的社会集团。这个集团的特征就是：把以色列和美国当作特别的选民国家和拓荒者国家，出于有超乎物质利益的特殊亲和力。而讲究欧洲式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平衡和势力均衡外交传统的代表，像基辛格本人，恰好是不主张这么做的。因此，基辛格在美国国务院发挥的作用反倒是不利于以色列的，这跟他的犹太出身恰好相反。

二战以前的美国确实是没有外交的。威尔逊主义是美国没有外交的一个证明，他认为欧洲的外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经破产，事实上还是美国人的那一套，把国际关系法律化、体制化的做法，就像是把北美13州和美洲各共和国组成联盟的集体安全的做法管用。集体安全的政策是国际关系法律化的一个企图。

什么叫集体安全体制？就是像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那样的做法，各成员国将他们的原本自从十六、十七世纪新君主国兴起以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被认为是上帝之下别无约束、享有绝对性、对行动自由的主权国家，纳入条约和法律的体系，使条约法律化。这样才会使德国撕毁条约、进攻中立国比利时，或者是德国破坏条约体系、进攻捷克和波兰这种事情不再重演。

把邦国体系法律化这件事情是非常典型的中世纪观点。照中世纪观点来讲，除了虚位的代理上帝、行使主权的罗马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以外，所有的国王都不过是state，都仅仅是邦国而已，邦国之间有法律上的约束是很自然的。法国国王和诺曼底公爵之间就是专门签署了条约来规定双方之间的关系，诺曼底是一个低于法兰西王国的公国，法兰西王国同意尊重诺曼底的习惯法，不将法国的税收制度引入诺曼底，以此条件来换取法兰西和诺曼底的和平。布列塔尼则是跟法兰西有一个联姻条约。

从现代主权国家的角度来讲，法兰西跟洛林、勃艮第、布列塔尼这些邦国的关系是非常奇怪的，但是土耳其帝国和大清帝国，反倒比较容易理解。土耳其皇帝跟埃及的关系、大清皇帝跟蒙古亲王的关系差不多就是这样的。论地位，皇帝当然是更高一些，但是两国之间的关系，实际上除了一些礼仪上的东西以外，他们更像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不像是一个国家内部上级和下级之间的关系。

这样的关系是依靠宪法来约束的，神圣帝国的宪法主要就是皇帝跟各邦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直到路易十四时代，其实绝对主义国家这时候已经站住脚了，而路易十四还要拼着老命让他的外交官在国际社会上跟神圣罗马皇帝争夺优先权的问题，就是法国的代表跟维也纳宫廷的代表在外交场合，谁的名字应该首先被提到，谁的座位应该排在前面。对于封建君主来讲的话，法兰西国王经常是不如弗兰德伯爵或者是诺曼底公爵强大的，它的力量的来源至少有一部分是在于：老子毕竟是国王，我是你们的宗主，你们是我们的封臣。在所有的礼仪上面，国王肯定都要排在前面，你们公爵伯爵要排在后面，在我实际上手里面的钱没有你们的多，兵也没有你们多的情况之下，维持法兰西王国不至于解体，以及维持法兰西国内的和平和秩序，保证臣民的安全，都需要维护法兰西国王礼仪上的尊严。强大的法兰西国王尚且如此，地位根本比不上法兰西国王，实力也不如法兰西国王的大多数中世纪君主就更不用说了。

照亨廷顿的说法，美国宪法并不像是很多庸俗作家和小知识分子所说的那样，是历史的进步，恰好相反，是历史的反动。它代表了坚持中世纪传统都铎宪法的美国人，对于在欧洲绝对主义国家压力之下，以慢动作局部接受绝对主义国家原理，企图宣布威斯敏斯特──就是英国国会，像法国和西班牙的国王一样──拥有主权的英国国会之间的冲突。在美洲人看来，美洲各殖民地的特权就是一种中世纪特权。例如马萨诸塞、弗吉尼亚各殖民地，他们要么是跟英国国王签署了特殊条约，就像是诺曼底人跟法兰西国王签署了条约那个样子。这个条约跟弗兰德人、洛林人跟法兰西的条约，洛林犹太人或是波兰犹太人跟法国国王和波兰国王签署的条约都不一样。如果法国国王想要用统治洛林犹太人的方法来统治诺曼底，那就是法国国王违反了法兰西的宪法，尽管法兰西也没有成文宪法的。

后来的人，现在比较庸俗的说法就是：「英国有不成文宪法，其他国家都没有；法国只有成文宪法，是1789年以后才有，以前没有。」其实不成文宪法是中世纪国家的习惯现象，所有中世纪封建国家都有不成文法，也就是包括、但不限于国王跟教会的关系，国王跟各大民族的关系。这些关系都是独特的，独一无二的。如果说国王要一视同仁的方式来管制各个不同的贵族和人民，在当时的观点就好像是，一个丈夫对他的妻子说，我要用对付别人家家庭主妇、行会纺织业女工和妓女的同样方式来对付我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任何男人敢这么做，第一他是神经有毛病，第二在他的妻子和女儿来看，他是肆无忌惮的撕毁了婚姻誓言和家庭契约，是件大逆不道的事情。但是后来绝对主义时期的君主，和法国大革命以后的主权国家就真的是这么做的。

美国人，跟洛林公爵和布列塔尼公爵中世纪的臣民一样，认为威斯敏斯特宣布他有绝对主权这件事情，就意味着英国国会可以用统治英国人民同样的方式来统治美洲各殖民地居民，也可以强迫弗吉尼亚人和马萨诸塞人接受完全相同的统治，而且他们似乎已正在打算做其中的一小部分。例如，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美国革命的原因，他们想向美国人民征税，就像他们向英国人民征税一样。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不会大惊小怪，这种事情法国国王和西班牙国王已经做过很多次了；但是对于英国人来说还是比较新鲜的，对于美洲人来说就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都是自治法团。他们跟国王的关系，国王和国会的关系，早已在过去的契约中间厘清，该给的东西早已经给了。国会再提出一些原先的条约中间没有的税收，从他们角度来看，就像是英国国王对英国皇家学会说：「你他妈的不是管自己叫英国皇家学会吗？我他妈的不是国王吗？皇家学会不应该服从国王的领导吗？我的家庭教师有个小侄子，虽然不学无术，但是他深得我的宠爱，我想让他到皇家学会去当个秘书长，你们谅必是不会反对吧？」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皇家学会是自己凑的钱，自己的会员凑的钱，自己建立起来的一个自治法团。他只是出于荣誉的需要：「我们的团体挂上国王的头衔，挂上查理二世国王的头衔，我们很有面子。而且国王实际上也不会管我们。」查理国王对于能要钱的事情其实很感兴趣的，但是皇家协会这个组织，老实说那点钱，对于国家需要的是算不了什么，他也并不想要要钱，所以双方的关系就这么敲定了。皇家学会从来不会想到，比如说查理二世去世后，他的某一个子孙会真想把自己的什么子弟安插到皇家协会来做官。如果真的这么做的话，皇家协会也是不会接受的。

照美国各州的看法来看，马萨诸塞不能接受威斯敏斯特的最新的收税，就像是皇家协会不可能允许英国国王把自己子弟安插到皇家协会来做官一样。如果国王和国会这么做，那是什么？那是撕毁封建契约。当然从美国人角度来讲，这是违反了天赋人权和契约神圣的原则。于是，众所周知，他们就打起来了，建立了美国。

照亨廷顿的说法来讲，美国不是革新了、建立了世界上没有的新民主国家，而是复辟了中世纪的各等级共治，把美国总统送回了都铎宪法的位置上，使得美国变成了一个特殊的、照欧洲国家来看非常特殊的没有主权者的国家。美国国会并不像威斯敏斯特那样的无所不能，现在大家多半把它解释成为三权分立的一部分，美国国会并不是主权者；但是英国国会是主权者，英国的行政机构以及司法机构是完全从属于英国国会的，上议院就是最高法院，政府只不过是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而已。美国国会没有这么大权力。

那么请问美国的主权在哪里？如果不在国会而在总统吗？当然没有，美国建国初期总统权力还没有国会大，《联邦党人文集》主要担心就是弱势总统和强势国会的问题。即使后来二战以后总统权力增加了，也没有人会想象说，总统能够像法兰西国王一样，以主权者的名义行事。美国是一个没有主权者的国家，这恰好是中世纪国家特征。中世纪国家是依靠法律和习惯建立起来的司法国，司法就是最高政治。如果法兰西国王和诺曼底公爵发生冲突，他们就像是教会领地居民和国王领地居民发生冲突一样，他们也是要司法解决的。法兰西国王和圣殿骑士团打官司，打了几十年都没有出结果，这跟东方君主想象的那样：「国王无所不能，怎么可能国王还要跟别人打官司，而且还不一定打赢，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其实国王跟臣民打官司，或者决斗，或者战争，照中世纪人的观点来说是一回事儿。决斗本身就是裁判的方式，上帝会保佑勇敢正直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正直的人理直则气壮，气壮的时候他打起来就肆无忌惮；理亏的人，他说话的时候是支支吾吾的，打架的时候他不能用到全力，因为他自己心里面知道自己是理亏的。所以根据这种理论，一个人为什么在战场上勇敢？因为他知道他的理由是正义的，得到上帝保佑的，他深信上帝会保佑他的理由，他也知道他是受冤枉，应该昭雪冤枉的；而欺负他的人，知道自己做的是不正当事情，理不直手也软。所以勇敢的人就是正直的人，正直的人就是胜利的人。

在比较复杂的现在社会来讲，这种理论简直是扯淡，不知道会制造出多少冤情。但是在比较简单淳朴的日耳曼部落，理直气壮的人才能勇敢得起来，勇敢才能打胜仗，这好像是，虽然不是100%准确的，但是至少有那么廉价七成的正确性。所以一般来说，打赢的人、胜利的人就是勇士，勇士就是正直诚实的人。如果说原来还有那么百分之二、三十的不确定性的话，基督教来了以后，基督教的威力比传统的原始宗教大得多，比奥丁神或者是他什么神都要大得多。按说有些人不害怕奥丁神，因为奥丁神像希腊的宙斯一样，是经常跟其他小仙王发牢骚，好像还是有机可乘的。对于无所不能，过去、现在、未来都在祂的笼罩之下，无所不知的上帝来讲的话，你好像是不可能欺骗上帝的。所以我们再加一个基督教的誓言，手按圣经，在上帝面前发誓说：「我说的话是诚实的，我的理由是正义的，让上帝保佑正义的人。」按说应该没有任何，我们实在是想象不出还有任何人会邪恶到在这种情况下，在上帝面前，像克林顿为了莱温斯基撒了谎以后，说话还能不结结巴巴，拿起武器的时候还能不瑟瑟发抖。所以再加上上帝保佑以后，我们的准确率应该是非常接近100%的，OK？

决斗和战争有什么差别呢？差别很小很小的，一个武士出来决斗，到19世纪开始这样，他带两个跟他同样是武士的助手，再带几个助威的人来，也就是说，名义上是两个人在决斗，其实双方的决斗团是几十个人好像很少。但是战争是什么？法兰西国王带着几百个武士，浩浩荡荡地杀到埃及去了，埃及的苏丹也带了几千个武士出来打他，东方人的人数是比较多的。但是如果是法兰西国王跟布列塔尼公爵打仗，或者英国国王打仗，几百个武士，加上几百个武士护送团，史书经常只记载几百个武士，但实际上再加上他们的随从搬运粮草的人，实际上的人数可以多达几千。中世纪战争就是这个样子。总人数几千，武士几百，这样就是大战了。

请问照中世纪人的观点来看，这几百个人的武士战争，跟几十个武士的决斗差别有多大？规模扩大一点，性质没有变化，他们全部都是基督教君主。发生纠纷的理由是什么？英国国王、法国国王打百年战争的理由是什么？是为了加斯科涅、阿奎丹领地的效忠礼法问题。英格兰国王和苏格兰国王打仗的理由是什么？是苏格兰国王在英格兰拥有的领地，使苏格兰国王有必要为这个领地向英格兰国王效忠。但是苏格兰国王认为这样的效忠，不能扩大到苏格兰王国的其他地方。英格兰国王为了诺曼底和加斯科涅向法国国王效忠，他也觉得英格兰国王比法兰西国王更强大，这个效忠不能扩大到英格兰王国其他地方。而法国国王则认为你们仗着英格兰王国就蔑视、就忽略了诺曼底和阿奎丹的效忠义务。英国国王也认为苏格兰仗着自己还有一个王国，就忽略对英国国王的效忠义务，于是双方就打起来了。这都是一些法律和习惯的解释权的问题。打仗之前双方基督教君主当然都会向自己的教会祈祷，向自己的人民解释：「我们的事业为什么是正义的，上帝为什么会保佑我们。」这在他们的人民看来，这跟决斗差别也是很小的。

照亨廷顿的看法，美国人实际上复辟了这套做法。他们创立了利用法律来解释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纠纷的方式，使双方没有必要像英国国王和法国国王一样打仗。这样一个通过司法来统治的宪法，是典型的中世纪统治。照戴高乐和基辛格这样的欧洲人的看法来看，美国人之所以能搞通，没有别的，只是因为美国社会象中世纪社会一样原始。就像是严复时代的儒家文人学士说：「西方民主有什么好的，他妈的部落简陋之习。你以为我们大清国士大夫都是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我们认不出来吗？哈哈哈哈，让你们吹吹牛，你们这些喝过一点洋墨水的翻译吹吹牛，我们就害怕了？你以为我没见过啊？哼哼，老子还到广西贵州去当过官呢，土族部落酋长我没见过吗？湘西蛮族那些土族部落酋长是怎么搞的？从宋朝开始，历史记录就是说是贵族子弟、各部落的贵族子弟召集起来开会，开会推选出自己的最高领袖酋长，然后这酋长再到宋朝去要一个封号。这个酋长是什么？他不就是美国总统吗？他能世袭吗？OK，他不能世袭。下一次会议的时候，酋长会议、贵族会议可以选择其他人了。但是一般来说，如果某一个著名的家族，比如说彭家、杨家、罗家、田家之类的长期连任，这也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你们呀，什么薛福成呀、郭嵩焘呀之类的无视我们大清皇帝才是尧舜之君的铁一样的现实。一天到晚吹什么英国上议院、美国参议院这些东西。英国国王不就是湘西的彭家，或者是田家吗？你不要看英国国王父子相承，好像是跟我们大清皇帝一样的正统君主制，其实呢，那不过是湘西部落贵族经常选某一个著名家族，彭家或者杨家来做自己的土司头子，而不那么著名家族选不上而已，本质上还是部落简陋之习。美国呢就更不像话了，连一个长期世代相承的国王都搞不出来。华盛顿的女儿也当不上女总统，家族不断的更换，那就是说美国社会的简陋程度比起湘西部落还不如呢。呵呵呵…我们大清朝继承大唐、大宋、大元、大明的道统和正统，以孔子孟子的正确思想去教化了多少蛮夷？当年永嘉东渡的时候，南京城外就是蛮族，孙权跟这些蛮族一天到晚打仗，但是我们教化这么多年，苏州人不是全都变成士大夫了吗？他们还有没有像他们的部落祖先一样，搞什么选举部落联盟领袖的傻乎乎的把戏？没有！苏州人现在全都在那里一天到晚热衷于考试，考试产生的第一名才是我们的合法统治者，选举产生的部落酋长算个毛？英国人和美国人这么干说明什么？说明他们还没有脱离部落简陋制时期。什么薛福成、郭嵩焘、严复这些傻B，你让我们向英国人和美国人学习，我们用的着跑那么远吗？No no no…湖南距离不算太远，曾国藩也是湖南来的，你跟着曾国藩走，让他到湘西去找几个蛮族部落酋长，你去找那些蛮族部落酋长不就可以就近好好学习英国的先进文化吗？根本不用跑到欧洲去，你们这帮傻B，你们还想说服我，我的学问比你大的多了！我告诉你，欧洲人不过是又一批比湘西苗人势力大一点的蛮族，但是势力大的蛮族我们他妈的又不是没见过。蒙古人、满洲人，别的不说，本朝就是满洲蛮族入关，现在还不是一天到晚的念孔子孟子圣贤之书？后金国建国以前，满洲的部落酋长不也是选举产生的？跟湘西没有什么不同，跟英美和欧洲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我们的文明教诲之下，皇帝已经学会家天下，而人民也已经学会不搞什么狗屁选举，而是老老实实读书做大官了。呵呵，不要看欧洲人现在这么强大，他们跟金兵打进汴梁没有什么区别。正确的做法是我们好好教教化一下他们，让他们懂得儒家学说和科举制度的美妙，然后早晚有一天，他们的子孙会像湘西蛮族子孙、像吴越蛮族子孙、像满洲蒙古满族子孙一样，像我们敬爱的倭仁大学士、和梁漱溟、梁巨川父子一样、像冒辟疆父子一样跟我们一起读书、一天读圣贤书、好好读书考试了，你他妈就别傻逼了。」

欧洲人对美国人是什么看法？美国人混得下去，无非是因为美洲是印第安人的荒僻国土，美洲根本没有什么高级政治。美洲用不上像塔列朗亲王或者是梅特涅亲王这样的高级人才。美洲人是什么呢？呵呵，无非就是些杂货店店主，正如拿破仑指出的那样：「 一些杂货店店主能搞出什么高级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对美国够用了。但对于我们高度复杂历史悠久，已经升级到比中世纪时期高级得多的状态的欧洲人来说，这套当然是不够用的。就像是，我们大清大明的士大夫不可能用湘西蛮族和三代上古时期的部落民族（的方法）来处理问题一样。我们这样做不是像威尔逊总统，和其他天真的美国人满怀怜悯的所想象的那样，像亨利·詹姆斯小说描绘的那样：「哎，你们欧洲人主要是因为文明太高，心思太复杂，又已经堕落了。堕落了以后，背离了上帝的真理，你们才会自相残杀。如果像我们美国人一样道德高尚、淳朴而自由，你们不会这样。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高尚道德，和我们的集体安全体制推广给你们，你们就不会搞第一次世界大战了。」

照戴高乐的想法：「 妈的，这等于是说是让大清大明的蛮族回去过湘西部落酋长的生活，让大清皇帝回去过生女真部落那种生活，这样你们就很民主了，你们再也不像雍正皇帝那样篡位了，你说日子好过不好过？」大清皇帝会说：「妈的，我宁可像雍正皇帝那样篡位，兄弟相残，也不愿意去过部落领主的日子。」苏州的士大夫说：「 我宁可被皇帝砍头杀全家，也不愿意回到湘西部落去过那些光着身子的野蛮人的日子，谢谢。」所以双方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只是实际情况是美国的实力是比较大。所以戴高乐虽然退出了北约，在感情上和心理上出了一口气，但事实上，也并不比只能在言论和著作上出一口气的欧洲知识分子高明多少。法国的新大西洋主义归根结底还是要靠美国和北约的。

基辛格在美国被看成一个特殊人物，但是像他这样的人在欧洲知识分子当中，说他是主流都是低估，应该说是欧洲知识分子共有的思想底色，是在这个思想底色之上，才分化出各种流派来的。他们共同的想法就是：「英国特殊性，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只有像中国、日本和这些不懂事的亚洲人才会觉得——哎呀，英国美国搞得比你们欧洲好！呵，我们欧洲人很清楚，英国人他妈的无非就是占着一个岛国的便宜。但是岛国的便宜也使他们有了岛国劣根性，他们的顽固、愚昧、自大全都是这些岛国劣根性造成的。远方殖民地居民不了解，我们高度文明的法国人、德国人，高度文明的意大利人，对这些事情可是很清楚的。英国的底层居民是怎样一副又傻又笨又自大又顽固的样子，我们接触过他们知道的很清楚。而你们海外第三世界的人没接触过英国下层人，你们是不知道的。这些都是岛国劣根性搞出来的。我们欧洲人虽然处于四战之地，吃了不少亏，但是我们因此也熏陶出高度国际化的文明事业，是你们顽固的岛民所不具备的。所以呢，呵呵，我们虽然吃了亏，我们还是不羡慕你们。对不对？你们其实算不上什么。美国人那就更不用说了。美国就根本就不是欧洲，美国人跟印第安人有什么区别？美国人只是印第安化的蛮人而已。」

而淳朴的美国公众，对这些事情一般是不知道的，只有像亨利·詹姆士这样经常跑到欧洲去旅行的上层知识分子知道一点点。但他的小说老实说普通的美国人也是不怎么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人、主要是美国大兵，喝着可口可乐，吃着炸土豆片，吃着炸薯片，把可乐和薯片推广到全世界，到全世界去各处乱跑，使得全世界都接触到了美国的存在。而欧洲人的嫉妒心——一直认为自己比美国人强的欧洲人嫉妒心非常发达，也受到了极大的刺激。而美国人并不知道这些事情。在他们看来：「难民都是些可怜人，基辛格也是个可怜人，欧洲人这么迫害你们，好在我们自由民主的美国会保护你们的，你就在美国安安心心过日子吧。欧洲过去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他们就忘了算了，好好过日子。然后过着过着日子，出一个知识分子和外交官也不错啊，这也是体面正当的。然后你提出了一些很新鲜的理论，跟我们的习惯知道的东西完全不同的理论。你看你还是个宝贝呢。」物以稀为贵，就像鲁迅在仙台一样，仙台没有清国留学生，大家都把它当做值得特别爱护的外宾来对待。如果到了东京，到处是清国留学生，日本人就会开始挑刺了，你他妈怎么遍地乱扔垃圾，还留着小辫子。清国奴，真是不争气。但是仙台这种小地方不一样，全都是日本人，一个外国人也没有，来一个外国人当宝贝，什么事情都可以不顾，我们好好的把你当作珍稀动物保护起来，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他们还觉得基辛格这一套，正是因为他们并没有——东京人可能看清国留学生不顺眼，因为东京人正在搞文明开化，本质上就是想要模仿欧洲的习俗，什么去开跳舞会之类的东西，正好来了一批顽固不化的亚洲人，感觉好像是要把我们拉低一层，心里十分不顺眼，觉得我们应该好好教育你们文明开化下才对。仙台人呢，本来就是日本的小地方，他们的日本风俗是非常强的，所以根本不会说是有移风易俗的事情发生，他们不会觉得外国人来临会改变自己的风俗，所以他们有安全感，因此反而包容性比较强。反而觉得任何外国的奇异风俗谈不上进步和落后，都是很稀罕的，需要像是动物园里的大熊猫一样，可以保护下好好看一看的。

基辛格思想，或者说是戴高乐思想，或者是梅特涅的思想当中，固有的那种，照威尔逊主义和美国传统清教理念来讲是极不道德的东西，就是赤裸裸的价值中立，只讲势力平衡，完全不考虑在美国人心目中是第一重要的：「谁是正义的一方？谁是虔信上帝的这一方？」这些思想在中世纪早期的人和美国人当中都是绝对重要的。像欧洲人所说的那种「你们美国人无非就是靠着大洋的保护」，这一点照美国人的想法来讲，不是否认他们的原有理论，而是加强了他们的理论。「为什么上帝把美洲大陆特别保留给了我们？正因为我们是道德高尚的人，而我们也必须是道德高尚的人，才配得上上帝给我们准备的新以色列。世界万物都在上帝的保佑之中。」

在戴高乐这样的人讲来，你们美国人无非是趁了一个便宜，有了一个远离国际政治的世外桃源而已。可是照美国人的想法：「上帝把四战之地的欧洲给了你们，却把世外桃源的美洲给了我们。你以为上帝是个傻逼，是不是？上帝干什么事情傻逼过？每一件事情都是上帝安排的，上帝所做的每一个安排都有其深远的用意。上帝把我们安排在美洲，正是要把特殊的使命交给美洲的新以色列人，你以为他是白给的啊？或者说是我们得到了美洲就可以安安稳稳地享福？不是的，我们是得到了上帝的一个特别使命，我们如果完不成这个使命，就要对不起上帝。你们欧洲人如果有这种观念，是因为你们的国际政治观当中没有上帝的位置，所以你们才会解释不了世界的历史。你看，这不是从反面证明，如果不把上帝的因素考虑在内的话，连纯粹世俗的政治和历史都解决不了吗？你们对美国人不服气，可是上帝偏偏把美洲给了美国，把巨大的事情给了美国，这难道不是圣经上所说的那样：『上帝怜悯喜爱天真纯朴的人。』你们人类的所有算计都算计不过上帝，对不对？你们那么聪明，还是没有想到上帝把美洲给了我们，让我们来仲裁你们的纠纷，对不对？」所以双方的观念是无法调和的。如果说话的人是戴高乐，或者是路易十四，或者黎希留红衣主教，威尔逊总统和美国人民肯定都要认为：「这他妈的不过是又一次证明欧洲人是腐败堕落的。我美国之所以要独立，就是要跟欧洲的腐败堕落划清关系。而欧洲人因为自己的腐败堕落已经倒了大霉，他们还不醒悟，甚至还想把欧洲人的腐败堕落输入淳朴的美洲，幸好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基辛格只是一个知识分子，大家就不大怀疑他能够，他当然也不可能有能力把欧洲的腐败堕落输入美洲。大家只是觉得本质上就是一个亚非拉奇珍异兽动物园的知识分子圈子里面，又运来了一批最新的长颈鹿。这个品种我们以前还没有见过，很好很强大，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动物园里多了一些品种。请你好好地着书立说，发扬你的伟大天才吧。

基辛格自己心目中觉得，在没有贵族的美洲，他能够做出梅特涅和俾斯麦在欧洲19世纪能够做出的伟大事业。在当了总统顾问，本质上是总统私人顾问的国家安全助理以后，他的这个想法就更加强烈了。这就叫什么？这是全世界的士大夫——我们要注意，中国是士大夫文化最强的地方，但是不等于其它地方没有。例如，按照欧洲标准，意大利就算是士大夫文化最强的地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国军的顾问们经常抱有春秋时代孔子门徒同样的理想。再次就是法国。日耳曼系的国家，英德，对这套是不大看得顺眼的。宁愿要贵族，也不愿意要士大夫。美国人更看不顺眼。

但是他就因此跟尼克松成功地结合在一起。能够结合在一起，恰好是因为尼克松像川普一样，是华盛顿圈子的另类。他是西部人，在他心目中，自罗斯福以来新英格兰出身的，虽然不一定是民主党人，但是思想多多少少是偏向于新政民主党人的东北部精英集团长期把持着美国政坛，对中西部的乡下人采取了排斥态度。他进入华盛顿，就像川普一样，抱的是一种攻克敌营、胜利进驻的看法。觉得尽管他已经当上总统，但是总统周围的深层国家——他虽然没有像川普一样用深层国家这个词，但他心目中也觉得他是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他也觉得，他像李登辉一样，虽然李登辉面临的深层国家是另外一拨人，但是李登辉肯定也是这种感觉的。他觉得：我也可以获得胜利，因为我毕竟是总统，可以把传统的深层国家打烂。结果他没有获得胜利，反而被水门事件给搞了出去。

正是这样一位非传统的总统，才需要用非传统的顾问。像基辛格这样的典型的游士，除了自己特别聪明、学问特别大以外，没有什么资本，跟尼克松这样的反建制派的总统，正是一拍即合，他们都希望制造出外交奇迹来。按照四平八稳的外交，那么当然是杜勒斯以来建立起来的冷战格局，你好好按照建制派给你已经念了几十年的经，你继续念下去就行了。中国和苏联分裂不分裂干你鸟事，对共产主义国家我们一律封锁打压就行了，谅他们翻不了天。但是，对于以塔列朗、梅特涅和俾斯麦自居的基辛格来说的话，他不搞一点外交革命，实在是有点儿技痒。技痒是什么？就是我有些本事，我发挥不出来，我好难受呀。任何一个小孩子在学会，这好像是萧伯纳说的吧，是谁说的不太重要——反正就是：任何一个小孩子在学会了翻筋斗以后，你根本拦不住他在大人面前多翻几个筋斗，他要是觉得他的本事显示不出来的话，心里会很难受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是一样的：「我有了一点本事，如果不搞出一点名堂来说的话，实在是不行呀。如果碰上天下承平的时候，没有人搞军阀混战，我也忍不住想去游说一下什么什么某一个大帅，而这个大帅很可能吓坏了，把我交给皇帝，灭了我的满门。」但是这样的事情还是会发生，为什么？因为这是知识分子的传统技能之一。如果没有十八路烟尘可以让他们上下其手的话，他们自己就忍不住要制造点动乱出来。

基辛格也是这样。一个比较淳朴的美国人不会去想搞什么外交革命，但基辛格忍不住。而尼克松恰好又是那种跟建制派处在敌对地位的，他也不高兴遵循建制派的传统，尤其是想要结束越南战争。从他的角度来讲，越南战争有两个后台，中国和苏联。现在中国和苏联翻了脸，正好可以利用中国来打苏联，帮助美国结束越南战争。结束越南战争，这是一个大政绩，这是约翰逊总统倒霉的原因，如果他能够在约翰逊总统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那他连任不就稳了吗？双方一拍即合，于是就制造了1972年的外交革命。